85%的瑞典人痛斥中國，三個世紀的有色眼鏡難以摘下，這是為何？

1950年1月，新中國誕生的禮炮聲余音未散，美國主導的孤立包圍圈正加緊合攏，就在此時，兩封來自歐洲的電報先后飛向北京，一封來自北歐的瑞典，另一封來自中歐的瑞士，兩國都宣布承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七十多年彈指一揮間，如今的瑞士已經(jīng)成為中國在歐洲大陸首個自貿伙伴，反觀瑞典，據(jù)最新民調顯示，高達85%的瑞典人對華持負面看法，痛斥中國情緒之烈宛如無法融化的堅冰。

從瑞士的“破冰”到瑞典的“堅冰”，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沉重的問題，瑞典人對中國跨越三個世紀的深刻偏見究竟從何而來？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瑞士是絕佳的參照系，在新中國誕生未足百日時毅然宣布承認友邦，其決策邏輯清晰而務實，經(jīng)過審慎評估，他們認為“共產(chǎn)黨在中國的統(tǒng)治將持續(xù)較長時間，因此早承認比晚承認好”。

接下來的建交談判異常順利，中方提出的核心要求均給予爽快配合，于1950年9月正式建交后，瑞士創(chuàng)建了中國第一家合資企業(yè)，成為歐洲首批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jīng)濟地位的國家，并簽下了中國與歐洲大陸國家的首個自貿協(xié)定。

雖說瑞典同樣在1950年承認了新中國，對華認知始終被三重復合的有色眼鏡層層包裹，最終凝固成了今日難以融化的堅冰。

第一重是歷史與道德的傲慢濾鏡，作為曾經(jīng)的北歐霸主和現(xiàn)代福利社會的典范，瑞典孕育了一種深刻的道德優(yōu)越感，這種“教師爺”心態(tài)使其習慣于將自身模式奉為普世真理，難以平等地審視一個走不同道路的東方文明古國。

再加上三個世紀前啟蒙運動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浪漫化想象，與當代對其制度優(yōu)越性的絕對自信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居高臨下的固化視角，這副源自殖民時代和西方中心論的古老眼鏡，從一開始就扭曲了平等的對視。

第二重是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濾鏡，也是最核心的沖突源，瑞典的“福利社會主義”與中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哲學根基上存在深刻差異，前者強調高福利與個人權利至上，后者則更注重發(fā)展效率與集體利益的平衡。

當瑞典將其價值觀絕對化后，中國復雜的內政事務，如新疆的快速發(fā)展、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都被簡單地套入“自由vs壓迫”的二元敘事框架中，從而引發(fā)本能的、非黑即白的批判，中國從一個需要被理解的復雜文明體變?yōu)榱诵枰慌泻透脑斓摹皟r值觀異端”。

第三重是媒體與政治的共振濾鏡，瑞典媒體構建了一個密不透風的信息繭房，對華報道充斥著強烈的負面偏好，只聚焦于被其定義為“沖突”與“威脅”的議題，對中國的社會進步、經(jīng)濟成就和億萬普通人的真實生活圖景選擇性失明。

更關鍵的是，瑞典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國內短視的政治斗爭綁架，對華示強成為政客撈取選票、彰顯自身道德存在感的廉價工具，官方表態(tài)與媒體輿論相互刺激、不斷共振，最終將民意推向了極端化的深淵。

那么，同樣是歐洲中立國，為何瑞士能相對客觀，而瑞典卻深陷偏見？

答案在于國家性格的分野，瑞士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合作共贏的伙伴，外交遵循的是商業(yè)與務實邏輯，而瑞典則在很大程度上將中國看作一個需要被矯正的對象，行為遵循的是意識形態(tài)與布道邏輯，前者尋求共同利益，后者執(zhí)著于價值觀輸出。

這種分野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后果，瑞士的企業(yè)與民眾，成為了中國發(fā)展中值得信賴的伙伴，共享著巨大的市場機遇，而瑞典則被自己鍛造的意識形態(tài)枷鎖所困，其企業(yè)與國家的長遠利益，很可能已在無休止的批判聲中悄然受損。

因此，“85%的瑞典人痛斥中國”這一現(xiàn)象并非天經(jīng)地義，也不是中國做錯了什么，而是歷史遺存的傲慢、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對立和現(xiàn)代媒體政治惡性共振，三者共同作用下的悲劇性結果。

至于那副戴了三個世紀的有色眼鏡，之所以難以摘下，是因為它已經(jīng)與部分瑞典社會精英的自我身份認同深深綁定，他們到如今都還需要通過一個負面的中國來確認自身正面的道德優(yōu)越感。

所以說，問題的根源從來不在遙遠的東方，而在斯德哥爾摩的內心，而解開這道難題的鑰匙，是瑞典能否完成一場艱難的自我認知革命，能否放下那份通過貶低他者來定義自我的沉重遺產(chǎn)，真正以一個平和、平等、客觀的視角，來審視這個復雜而真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