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 ,葉劍英女兒葉楚梅和女婿被關押，他沒有為任何人求情說理

1961年深秋，八一電影制片廠的小放映廳里坐著一群年輕翻譯，燈光暗淡，銀幕上映的是蘇聯紀錄片。葉楚梅抱著兩寸厚的俄文腳本，筆尖在紙上來回勾劃，偶爾抬頭，目光里透著一股倔強。沒人會想到，這位看似柔弱的女孩，八年前還在莫斯科醫院咳血；也沒人預料到，再過八年，她與丈夫會身陷囹圄，連寫信都成奢望。

時間撥回1927年。葉劍英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廣州起義失敗，他被國民黨列為要犯。為了家小安全，他把妻子與年僅三歲的長子送往香港，隨后接受組織安排赴蘇聯學習。那一年，他還沒有聽見次子誕生的啼哭，更無緣目睹二女兒葉楚梅的降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葉劍英在抗日前線負傷，被送回廣東。手術室外，九歲的葉楚梅被戰士領進病房，看見病床上的男人正與醫護商討作戰方案。女孩怯怯地站了不到一分鐘，又被帶走。父女初見，陌生得像擦肩而過的旅人。

1945年初春，延安窯洞里窄小的書桌前，17歲的葉楚梅第一次與父親真正相處。她驚訝地發現，這位在戰場上雷厲風行的將領，批改文件時常把筆尖壓彎，卻在講解地理課時笑得像個老師。短短一個月后，父親把她送往東北前線機關：“那里條件艱苦，卻能學到真正的本事。”她愣住了，最終還是踏上火車。

東北三年，摸黑寫電報、背著公文袋穿街走巷，雨雪里蹲過冷倉庫。最難熬的不是饑餓，而是冬夜里咳血的劇痛。她寫信抱怨，得到父親寥寥一句：“你們是幸福的一代，能在新中國誕生前接受鍛煉。”話不多，卻扎進心里。

1948年初夏，中央決定選派譯員赴蘇聯深造。葉楚梅榜上有名，卻在莫斯科被確診為雙肺空洞。醫院走廊消毒水味刺鼻，她的病床上經常堆著俄語專業詞典、演算紙和縫補好的毛毯。一次深夜，她咳出血塊，同病房老教授驚呼：“孩子，別再讀了！”她只是擺擺手，“不想落下功課。”后來期末考試，她以高分通過全部科目，連教授都說“這是奇跡”。

1950年夏天，葉劍英從國內寫信到莫斯科，請駐蘇大使館協助讓女兒返國養病。航機落地北京那天，他親自到機場迎接。半年療養，父女真正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晨曦中，葉劍英陪女兒慢跑，兩人一口氣繞中南海跑了半圈。他不說甜言蜜語，只是不厭其煩叮囑：“健康第一，革命不是消耗品。”

1955年授銜，葉劍英被任命為元帥。授銜當天他只捎信給家里：“榮譽屬于黨，屬于人民。”孩子們沒見他炫耀分毫。1960年代初，葉楚梅與空軍軍官丁衡高相識相戀。父親只問了三個問題：人品如何？工作怎樣？能否同心報國？得到肯定答復后，他笑而不語。

1966年，“文革”驟起，風暴席卷京城。口號、標語、批斗會一浪蓋過一浪。葉家子女的姓氏顯眼，很快成了“靶子”。1969年春，葉楚梅和丈夫被造反派以“嫌疑分子”罪名隔離審查。關押地點四壁潮濕，卻必須按時背誦文件、寫檢討。她夾在棉被里的小本上，悄悄記下每日所見，以備日后自證清白。

同年四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提議增補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場外，部分代表私下議論：“葉帥這回該把孩子保出來了吧？”然而，消息傳來，葉劍英只是沉默。他對身邊警衛說了一句：“組織會有交代，真金不怕火煉。”再無多言。

有人勸他求情：“老總，都是自家骨肉啊。”他只淡淡答：“要挑的石頭，靠自己滾圓。”那一刻，眾人明白，葉劍英不是無情，而是以更高的標準要求至親，讓他們經歷風雨后更加堅韌。

1972年形勢轉機。中央工作組復查葉楚梅一案，確認關押缺乏依據，當即予以解脫。走出“學習班”大門時，她體重只有原來三分之二，卻仍背著那只布質挎包。有人問她：“苦不苦？”她笑道：“想起父親那封信，心就不涼。”簡單的七個字，再次詮釋了葉家教養。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已重返翻譯崗位的葉楚梅擔任外賓接待，同聲傳譯近三萬字無錯句，同行贊嘆。會后，老友調侃：“這回總算熬出頭了吧。”她擺手：“終生學習，哪有出頭一說。”

1986年9月22日，葉劍英病逝。整理遺物時，并無“特殊交代”。只有一本批注密密麻麻的《孫子兵法》和一張早年家族合影。家人翻到扉頁，看到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話——“勤為根，公為綱。”字跡蒼勁，沖擊力卻勝過萬言遺囑。

進入九十年代，葉家的子女各展所長。丁衡高在空軍系統執行多次重大試飛任務；葉楚梅則將精力放在高級翻譯人才培養，常被學生稱為“干練導師”。談到父親，她說得最頻繁的一句仍是：“別把苦難當包袱，把它當礪石。”

從廣州起義的槍聲，到莫斯科病房的咳血，再到1969年的囹圄，時間把一代人的意志打磨得鋒利，也把信念沉淀得更深。葉劍英沒有為子女越矩開口，那不僅是老將的克己，更是對“真金”二字最樸素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