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賀鵬飛中將親自拜托徐增平一件事：我要你幫我買一件東西

2001年四月初，北京的天空飄著細雨。八寶山革命公墓里，年屆八旬的薛明扶著輪椅，在親友攙扶下緩緩前行。她輕輕撫過長子賀鵬飛的遺像，哽咽著低聲重復一句：“孩子，我們答應的事，你做到了。”在場的老海軍們垂首默哀，他們心里都明白，這位55歲便猝然離世的中將，為了中國的那艘尚未歸來的巨艦，幾乎耗盡了最后一絲心血。

把目光往前撥四年，時間定格在1997年冬。那年，香港回歸的禮炮尚未散盡，賀鵬飛悄悄飛抵香港，登門拜訪早年在陸軍當兵、后轉戰商界的山東漢子徐增平。屋里沒寒暄多久，賀鵬飛放低了聲音：“我想請你幫海軍買一樣大家伙。”徐增平一愣，隨后聽到“瓦良格”三個字，整個人像被電擊中，手心都是汗。他明白，這不是普通買賣，而是一件寫入史冊的大事。

激起賀鵬飛這股急迫心情的，并非一時興起。1993年7月的“銀河號”事件，猶在眼前。那年炎夏，美國借口所謂“化武原料”，驅逐艦、直升機一擁而上，在波斯灣公海堵截中國貨輪。船長張如德頂著四十多攝氏度高溫，堅持不讓美軍登船搜查，靠減半配給、用海水降溫，整整熬了三十多天。那次屈辱的海上對峙成了賀鵬飛的夢魘，他對同僚說過：“有一天，中國海軍得能走出去，至少要有一艘自己的航母。”

機會的苗頭在烏克蘭。1991年底，蘇聯解體，“瓦良格”——排水量六萬七千噸、已完工八成的“1136計劃”航母——歸入烏克蘭名下。對這個剛獨立、財政拮據的國家而言，這艘鋼鐵巨物與其說是財富，不如說是負擔。1993年，烏方喊出四億美元標價；數月后見競爭激烈，又加碼到二十億并承諾完工。消息傳來，多國軍火販子蠢蠢欲動。北京也打探過，但很快掂量出那是筆燒錢生意，更擔心引來美國和北約橫加阻撓。

高層最終給海軍潑了盆冷水：“暫不考慮。”文件是官方口徑，但賀鵬飛沒死心。1995年，他派出考察組秘密赴尼古拉耶夫造船廠了解航母現狀——甲板落滿塵土，動力系統已被拆走，廠區連護欄都銹得發黃。看著近在咫尺卻似乎永遠無法駛向遠海的“怪物”，考察組成員心情五味雜陳。報告拿回北京，“這船是塊廢鐵”的聲音很大，可賀鵬飛仍在報告末尾加了一句——“如再錯過，中華民族恐再無同類機遇。”

時間像水流逝。直到1997年11月，烏克蘭財政告急，宣布可按“廢鋼價”處理“瓦良格”，只要買家負責整體拖走。條件一出，賀鵬飛意識到：政治阻力可能暫時松動，民間出面或能闖關。于是才有了那趟香港之行。徐增平當即拍板：“行，這單我接。”

要掩人耳目，必須編個體面理由。徐增平注冊了“澳門創律旅游娛樂公司”，對外宣稱要把“瓦良格”改成漂浮賭場、海上綜合游樂中心；更狡猾的是，他要求連同死亡檔案般詳盡的二十噸設計圖紙一起購買，“裝修需要原始圖紙”。烏克蘭見錢眼開，2000萬美元成交。

為了穩妥起見，所有圖紙先期分批空運回國。運送那晚，碼頭燈火通明，八輛大卡車滿載卷宗，連夜開赴基輔機場。辦完最后一道海關手續，徐增平才悄悄松了口氣。臨行前，他給賀鵬飛發傳真，只寫了一句話：“艦在我手，放心。”

真正的麻煩剛剛開始。1999年，土耳其以“影響博斯普魯斯海峽航運安全”為由，拒絕放行這艘寬闊的“鐵陀螺”。后面還有希臘、直布羅陀、西班牙等海峽，需要層層公關。美國的游說無處不在，航母一度在黑海外海面被迫滯留，隨風搖晃。拖船的費用一日高一日，僅燃油就像用美鈔往海里倒。

“再撐撐，咬咬牙。”徐增平在電話里對大連那邊的總工程師說。工期表一改再改，他的公司現金流幾度告急，只能抵押香港的物業繼續籌錢。烏克蘭舊船員開價高得離譜，不簽字不給拖航，他只好自己頂著風浪去協調。有人勸他見好就收：“徐老板，留得青山在——”他搖頭，“這不是給我自己做買賣，這是回家的船。”

2001年春，賀鵬飛因病住進301醫院。手術前，他緊握參謀的手：“告訴徐增平，無論如何把船拖回來。”這是兩人最后一次通話。3月28日清晨，心臟驟停，彌留間他仍念叨著“航母”。噩耗傳出，徐增平在香港的辦公室里沉默許久，只吩咐助手把與烏克蘭的傳真全部裝訂，“這是他的遺愿，任何困難都得扛過去。”

風浪沒有打敗人。2001年底，土耳其方面在多方斡旋下松口，同意放行但附加苛刻條款：必須等海峽風平浪靜，且全程拖航不得停留。2002年2月27日，“瓦良格”連夜啟航；3月3日，跨越1.2萬海里后，抵達大連港。迎接它的，除了汽笛長鳴，還有忙前忙后的徐增平。老兵摸著滿是銹蝕的舷側，眼眶通紅。

這條歷盡艱險的舊船殼后來歷經改造，成為今天人們熟知的國產航母搖籃。那厚重的鋼板里，注入了一個民族尋找海權的執念，也凝著兩位半生戎馬卻不同身份的男人——一位是將星閃耀的海軍副司令，一位是白手起家的商人——共同的信念。

“如果我們不做，誰來做？”賀鵬飛當年的自問，如今仍在檔案里留著墨跡。答案寫在日后的波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