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授“狀告”陳賡，陳毅趕緊通知：陳院長，想法子解釋一下

1952年10月的一天下午，復旦校園的法桐葉子落了一地，幾位教授聚在草坪邊閑聊，忽然有人低聲提起一件新鮮事——哈爾濱那邊籌建一所“軍事工程學院”，點名要調走數名骨干教師。話音一落，大家面面相覷，復旦數學系的討論尤其熱烈，因為名單里赫然寫著盧慶駿。

彼時遠在北京的陳賡正忙著與高教部、軍委穿梭。中央已在6月下達任命，要求他脫下志愿軍第三兵團司令員的肩章，擔任軍委軍事工程學院院長。朝鮮戰場硝煙未散，人卻已被“搶”回國內辦學，這種跨度令人咋舌，但陳賡習慣在緊急中找節奏。

美軍飛機在漢江上空的隆隆聲，提醒志愿軍何為現代化差距。因此，學院必須要頂尖師資，要實驗室，更要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的領軍人物。部隊干部調動容易，地方教授卻牽一發而動全身，哪所大學都舍不得放人。陳賡很清楚，靠紅頭文件硬搬不現實，姿態得放低。

一天清晨，周恩來準備接見民主人士，中途去走廊拐角的洗手間，陳賡拎著一大疊材料守在門口。“總理，請您在這幾位專家的調令上批個字。”周總理愣了幾秒，隨即笑著搖頭，但還是簽了同意。后來有人打趣，這是“衛生間批文”。然而批文落地只是開端，真正的阻力來自教授們的去留。

11月上旬，盧慶駿案進入膠著。盧教授40歲出頭，學術正盛，復旦黨委態度明確：不能輕易外放。再者，他還是著名數學家蘇步青的得意弟子。蘇先生剛從浙大調來復旦，急需幫手整理資料、開新課程，對這位學生格外倚重。上海教育界由此傳出一句話：“數學家要被送去修橋補路，豈不誤才？”

一封又一封的“告狀信”直達市府。12月初，陳毅市長電話打到哈爾濱：“陳院長啊，有人說你們軍工學院挖空復旦，你得想個說法。”口氣平和，卻透著幾分嚴肅。陳賡放下聽筒，沉默片刻，便把徐立行叫進辦公室：啟程上海，必須當面說明。

徐立行抵滬的那天，黃浦江上霧氣正濃。與蘇步青見面時，他首先遞上中央和高教部的正式文件，隨后詳細描繪學院藍圖：六系、十八個專科、一萬余冊外文原版教材、與蘇聯顧問團對接的先進實驗室。談話持續了整整兩個鐘頭。蘇先生聽完長嘆一聲：“陳院長要辦的不只是軍校，更像一所國防科技大學。”

“盧慶駿正是我們急需的應用數學專家，”徐立行補充，“導彈彈道、火控計算，全賴嚴謹的數學模型。”最終，蘇步青點頭，“國家要緊，我這把老骨頭還能寫教材，慶駿就去吧，但復旦需要時間培養接班人。”雙方商定：緩調三個月，復旦先行物色新人。

1953年3月15日，哈爾濱的冰雪尚未消融，盧慶駿拎著簡樸行李抵達學院報到。那天上午，他在臨時教研室寫下《高等工程數學講義》第一章提綱；晚上，又跑去機務車間看實驗設備，忙到深夜。短短一年，盧教授幫助數系組建五門必修課，配套習題冊多人共享，為日后導彈、潛艇和核潛試驗奠定了理論框架。

1956年職稱評定，學院按一級教授上報，他卻執意申請二級：“老師是一級，學生不可并肩。”身邊同事頗為感動，卻也無奈，只得尊重個人選擇。60年代初，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錢學森點名需要一位精通偏微分方程的行家，盧慶駿再次被調走，繼續在火箭控制算法上攻堅。

外界偶有人提起當年“教授狀告陳賡”的插曲，知情者笑稱那是一次誤會，也是一次雙贏。假設沒有那通深夜電話，沒有徐立行的誠意奔走，哈軍工或許會少一位核心力量，而復旦也難以在三個月內完成青年教師培養計劃。

“挖人家的肉，要先止住人家的疼”，陳賡的提醒后來被無數調干小組奉為圭臬。建院初期，類似的磨合至少發生了二十余次：北京交大、同濟、北大、東南大學都出現過“舍不得”的聲音，但經過反復溝通，大部分專家仍然踏上北上的列車。事實證明，合理流動并未削弱母校，反倒促成了更均衡的學科布局。

1958年，軍事工程學院首屆學員畢業，數學、物理、化學課程合格率高達97%，創下當時國內軍校紀錄。師生合影里，盧慶駿站在隊伍右側，神情平靜。照片背面，他用一行小字記錄時間——“求真務實，始終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