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夜雨剛停,太岳山里霧氣翻卷,樹枝滴水聲仿佛也在催促行軍。兩條崎嶇山路上,一支缺衣少糧的八路隊伍與一股尾隨的日軍繞圈較量。帶隊的副司令員周希漢神情焦灼,除了眼前的戰事,更壓在他心口的,是后方那雙還沒學會喊“爸爸”的小手。
說來諷刺,兵荒馬亂之際,他居然成了遠近聞名的“奶爸”。周希漢1913年生,紅軍時期外號“周猛子”,動不動就往前沖。可當雙胞胎呱呱墜地,他遞水、沖奶、換襁褓樣樣精通,身邊警衛悄悄議論:“咱們參謀長像變了個人。”他聽見也只是憨厚一笑,手上動作不停。
兩個孩子出生不到一個月,鬼子發動新一輪“鐵壁合圍”。機關被迫分散,周璇抱著女兒,跟隨隨營部隊晝伏夜行。她原名柴英,改姓“周”取“周旋”之意,性子倔,不服輸。可母親再堅強,也敵不過饑餓和寒風。一次急行軍,只來得及給妹妹喂奶,姐姐周鄂便因長時間斷奶,悄無聲息地癟了小臉。
“孩子沒了。”警衛員低聲報告。周希漢手里的望遠鏡差點摔碎,他沖到簡易衛生所,自己動手刨土,削木板,做了個小匣子。那夜雨還在下,他背著匣子爬上坡埋葬,不讓任何人插手。張祖諒站在旁邊,紅了眼卻一句勸慰都說不出口。
不出三日,厄運再次逼近。部隊夜間轉移翻越北髻山,勁風中,包裹著妹妹周晉的小棉絮被卷走。等到周璇察覺,孩子已凍得唇色烏青。軍醫施救無果,油燈下,周璇失聲痛哭。周希漢想發火,喉嚨卻像被石頭堵住,只擠出一句:“怪不得你。”
埋妹妹時,他把先前姐姐的墳也打開,把兩名女嬰放在同一處。有人嘀咕,說合葬“不吉”。他直直盯著對方,沙啞回應:“戰亂里,能讓她們作伴,就是福分。”值得一提的是,他怕鬼子侮尸,竟把墓碑也埋在地下,只在心里畫了座坐標:北緯36度11分,東經112度18分,山腳那株老柿樹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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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數周,日軍在太岳山區增兵到七千,企圖殲滅二分區主力。周希漢與張祖諒交替指揮,憑熟悉的山道,把敵人拖進游擊狩獵場。一次遭遇戰后,兩人靠著山石喘息,張祖諒說:“老周,得撐住。”周希漢低聲回道:“欠的賬,總要討回來。”短短一句,殺氣透骨。
外人只見他在指揮所冷靜部署,卻不知午夜夢回時,他常獨坐帳前把玩那兩根褪色的線繩——一紅一藍,曾系在女兒手腕,如今成了他隨身的遺物。戰士們后來回憶,首長瞪眼訓人依舊火爆,可轉過身,卻常對著那兩根線發呆,似在低語。
太岳抗戰進入拉鋸,二分區打得日軍疲于奔命。盟軍緬甸戰場失利,華北日軍補給緊張,搜糧更狠。幾十萬老百姓流離在山溝,餓殍隨處可見。周希漢把自家口糧往外分,每見婦孺抱著草根樹皮充饑,他就想起那兩張早凋的笑臉。部下勸他珍惜體力,他反倒加倍巡查,“娃娃們死不明不白,活著的更不能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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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二分區以“1017”戰斗拔掉臨汾外圍據點,周希漢負傷,腿骨險些粉碎。但他怎么也不肯離前線,借來根木杖,一瘸一拐周旋在陣地,“繳了鬼子炮樓,給閨女報仇。”這句話,他說得輕,卻像一顆子彈擊在眾人心口。戰士們拼了命地攻下陣地,收繳山炮三門,彈藥數百箱,那夜山谷火光沖天。
光復太原前夕,周希漢已是三十八歲,額上早生白發。黝黑的手掌撫過胸前獎章,他卻嘆了口氣,“女兒若在,也該會走路了。”身邊警衛不敢接話,這個漢子最忌旁人提起家事。可每當部下帶來戰利品里的奶粉、糖塊,他又總吩咐:“挑好的,先給老鄉娃娃。”
1949年后,周希漢以中將軍銜轉入新崗位。和平降臨,他和妻子先后育有四子一女。每逢中秋圍坐,父親總讓孩子們敬酒,講述那對姐姐的故事——沒有煽情,只有一遍遍強調:國弱民苦,和平來之不易。孩子們聽得怔怔,就像聽一堂家里開的戰史課。
歲月流轉,再難抹去當年血跡。后來研究太岳抗戰史的檔案人員,在一次勘察中無意找到那兩根線繩,紅綠褪成灰。線尾打結處,還有嬰兒指尖磨出的淺淺光滑,似在提醒:這段山林里的小生命,曾為民族苦難留下無法丈量的重量。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場席卷華北的大掃蕩,雙胞胎或許正跟著父母練筆寫字,嬉戲院落。但歷史沒有假設。周希漢把私人悲痛化作漫長戰斗的決心,一支隊伍就靠這種決心咬牙撐過最黑暗的時刻。總有人疑惑,鐵血將領為何會在戰地細心照顧嬰兒?答案很簡單:因為他明白,守護一個嬰兒,就等于守護正在長大的國家。
周希漢晚年極少談功名,他提及最多的,是山風與夜雨。那是1942年5月,太岳山路的滴水聲,也是兩個女兒最后的搖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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