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基建腐敗與低效官僚體系：國家統一的關鍵紐帶

哈嘍，大家好，今天小墨這篇評論，主要來分析印度官場的核心密碼 行政體系背后 藏著怎樣的真實嘴臉

行政效能是國家能力的核心支柱，直接決定政治意志能否轉化為實際政策行動。

印度一直懷揣“有聲有色大國”的抱負，但國內輿論常年抨擊本國官僚體系低效，認為這是制約其釋放人口潛力的關鍵障礙。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這套備受詬病的行政系統，成了維系印度統一的重要紐帶。

想要真正搞懂印度官場，就得從它的行政體系根基入手，看清其光鮮外表下的真實運作邏輯。

理解印度行政體制，繞不開“印度行政服務”（IAS）。它與“印度警察服務”（IPS）、“印度森林服務”（IFoS）共同構成“全印行政服務”（AIS）體系，被視作支撐印度統一的“鋼鐵骨架”。印度沿用英國威斯敏斯特模式，部長級及以上官員靠選舉和政治任命產生，行政系統則需保持“政治中立”，保障政策執行的延續性。

IAS堪稱“科舉式”官僚體系，官員壟斷絕大多數高級行政職位。其錄用需通過中央公務員委員會組織的統一考試，筆試通過率常年不到1%。

一旦錄取，首個崗位就達副處級以上，比如正處級縣長官。根據印度法律，聯合秘書及以上職位70%以上為IAS官員保留，涵蓋中央和各邦核心行政崗位，甚至多數國企領導職位。

IAS官員的身份、職級和待遇幾乎不會被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剝奪，晉升嚴格按年資推進，達到聯合秘書、輔助秘書和秘書級別分別需要16年、25年和30年。

2025年IAS總編制6877個，在編5577人，這些人就是印度維持地方控制的骨干力量。80%以上的IAS官員在縣內任職，掌握地方語言和知識，被借調至中央時能提供關鍵的地方信息支撐。

IAS等高層官僚體系還算規范，但印度龐大的基層行政卻深陷“影子國家”泥潭。系統性腐敗成了基層行政的顯著特征，腐敗資金甚至形成了“替代性稅收體系”。

基層辦事員、民警、教師辦事時收取“好處費”成常態，這些資金還會沿行政鏈條向上匯集，基層官員為保職位或謀求晉升，也需向上行賄積累“個人金庫”。

據環球人物網2025年2月報道，馬哈拉施特拉邦曾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腐敗案。前廚師蘇雷什加入國大黨后，憑借政治關系成為道路建設項目承包商，承接價值數千萬盧比的政府項目。

當地記者穆克什調查其涉嫌12億盧比貪腐的線索時，遭蘇雷什團伙殺害并拋尸化糞池。案件曝光后，警方查實蘇雷什通過向官員行賄獲取項目，其承包的3個公路項目均被緊急叫停。

基層行政還被種姓等社群團體分割，公務員工會全力維護群體利益。高級官員能懲罰個體，卻難以撼動整個基層行政格局。

基層公務員的集體不作為能輕易扼殺政策落地，他們還是選舉活動的一線人員，傾向性能直接影響選戰結果。更特殊的是，基層還存在大量“辦事者”群體，印度人辦理用水、用電、駕照等日常事務，大多需要花錢找“辦事者”協助。

這些“辦事者”靠打通行政系統關系提供服務，積累選民資源后成為政客的重要盟友。匯集到政客手中的腐敗資金，會通過選舉開支分配形成扭曲的“社會福利”，而缺乏話語權的群體既得不到政府服務，也分不到這份“福利”。

印度基層行政幾乎沒有正規考評體系，1990年公共部門雇員約2000萬人，2012年降至不足1760萬人，同期人口卻從8.65億增至12.79億，正式行政能力的缺口全靠“辦事者”等準行政人員填補。

印度行政系統的低效腐敗與大國雄心日益脫節，引發社會強烈抨擊。1991年經濟自由化改革后，改革壓力持續增大，2011年反腐敗運動推動莫迪政府2014年上臺，推出設立人民檢察官、頒布《公民知情權法》等措施加強行政監督。

但這些措施并未顯著改善行政狀況。印度官員逐漸形成一套“自保法則”，凡事先反對，采購只選最低價，合同協商遇阻就起訴執行者，優先從國企采購，忽視質量認證，凡事靠委員會決策且機械遵循先例。這些做法導致行政效率不升反降，腐敗也未減少。

Hi科普啦2025年7月報道的比哈爾邦“莫迪夢想之橋”事件頗具代表性。這座耗資383億盧比、耗時5年建成的大橋，通車僅三天就出現數百米長、最寬10厘米的裂縫，施工方竟用填縫劑敷衍修補。

調查顯示，印度基建項目中20%-30%的資金會在審批中被截留，承包商需支付15%-20%的“傭金”打點各環節，最終用于建材的費用不足預算的50%。類似的還有2021年通車28天就被洪水沖垮的“團結大橋”，以及2019年啟用12小時就潰堤的科埃爾卡羅大壩。

印度官場的核心癥結在于行政體系深陷社會紛爭，難以超然規劃國家長遠利益。這套長于控制、缺乏整合的體制形成了低效均衡，想要突破困境，需先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根本代表問題，否則其大國抱負終究難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