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請周總理吃飯，吃到一半飯沒了，尷尬地盯著陳良順：愣著干啥

1959年的初秋，廣州的午后依舊悶熱，空氣里帶著一股濕漉漉的甘蔗甜味。剛從機場驅車而來的周恩來，總理一邊用手帕擦汗，一邊和身旁的廣州軍區(qū)司令丁盛談著軍隊訓練。一路顛簸，他計劃中的行程被壓縮得很緊——視察南湖賓館完，就要去部隊營房。丁盛心里掂量著，人多事雜，午飯如何體面地安排成了當下最大難題。

南湖賓館那時剛翻修完，院里新栽的扶桑花還沒全開。招待所長陳良順忙前忙后，翻遍倉庫才湊出四涼三熱，想著也夠意思。誰料客人一落座，菜就下去大半。丁盛夾了兩筷子粉蒸肉，回頭望見盤底露白，臉色瞬間拉了下來。周恩來察覺氣氛緊繃，仍微笑著自顧把碗里米飯扒得干凈。

“哎，怎么不上飯了？”丁盛聲音不高，卻像石子落水。陳良順被這目光盯得發(fā)慌，額頭瞬間滲汗。他試探著向廚房張望，那里已經空空如也。尷尬，正在蔓延。

周恩來輕輕放下筷子，語氣不緊不慢：“飯不夠，水果湊。小陳，你們南湖的木瓜不少吧？摘點新鮮的來。”一句話，像打開閥門，空氣里悶堵的熱氣立刻跑掉一半。丁盛順勢補刀：“周總理愛吃木瓜，聽見沒有？”陳良順這才回神，撒腿就往院里跑。后來擺上桌的一盆青中透黃的木瓜片，竟讓所有人吃得興致勃勃。

尷尬被化解，可丁盛還是惦記。車子駛向小島，他忍不住問：“總理，咱們這么簡單，會不會怠慢了您？”周恩來將身子往座椅右側一靠，笑道：“禮重不如情重。干部越是在順境，越要記得苦日子。”話音未落，他已閉目小憩，十分鐘后準時醒來，精神抖擻地下車。

周恩來對飲食的堅守，并非即興發(fā)揮。1954年在中南海，他招待地方干部，一鍋白菜肉片，一籠饅頭，眾人先是驚愕，轉念又明白總理的用心：艱苦奮斗，先從飯桌抓起。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卻能把高粱米、蘿卜絲吃出花樣，談起口感頭頭是道，活脫脫一個樸素版“美食家”。

時間推到1962年12月4日，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匯報原子彈兩年規(guī)劃。會議后，科研人員本以為能蹭頓“大餐”，結果迎面又是肉丸子燉白菜。有人竊竊私語：“搞尖端研究，就這待遇？”周恩來聽見，笑著擺手：“共和國不靠滿桌山珍立國，靠的是你們的本事。”幾句玩笑，科研人員羞愧，沒人再多言。

周恩來對吃的三條規(guī)矩，傳得很廣。第一條，公私分明。西花廳種的豆角，哪怕是自己人種，周恩來也一份一份算錢。第二條，一切從簡。1964年成都四菜一湯，他嫌多；深夜送銀耳羹，他婉拒，說“貴”。第三條，不準特殊化。國務院食堂排隊買飯，他從不插隊；外出視察早餐，只要兩片面包一碗稀粥，多一道小菜他都直皺眉。

這些故事，被不少干部當成“枯燥的規(guī)定”，可真正執(zhí)行起來，難度并不小。丁盛后來回憶：“那天的窘境給我提了醒，別動不動擺排場，先掂量糧袋子里有多少米。”而陳良順更是把木瓜事件當作個人轉折，日后把賓館倉庫管得井井有條，并規(guī)定“儲備量低于三成，自動預警”，再沒出過差錯。

1973年9月16日，杭州“樓外樓”又演了一出相似場景。周恩來點一條醋魚，兩素兩葷。結賬時堅持自己掏錢，服務員只收了十元，他硬是又補二十。對于擺排場這件事，他幾乎到了偏執(zhí)的程度。有人不解，他只說一句：“國家錢用在刀刃上，咱家底薄，經不起浪費。”

回到1959年的廣州，那頓午飯其實并未完全吃完。木瓜端上來后，周恩來只挑了幾塊最生脆的，慢慢嚼著。丁盛依舊有點過意不去，嘟囔：“總理就吃這點？”周恩來放下勺子：“丁司令，木瓜填肚子夠了，下午還有仗要打嗎？”一句輕輕的調侃，把軍人憋在胸口的歉意吹得無影無蹤，幾個人都笑了。

傍晚，夕陽把南湖水面映得通紅，賓館碼頭傳來陣陣蟬聲。警衛(wèi)提醒該上車，周恩來回頭望了望院里的木瓜樹，枝頭青黃相間，風吹葉動，沙沙作響。他拍拍陳良順的肩：“樹上的果子要留給戰(zhàn)士們，別全摘光了。”說完，他步上汽車，車門合上，塵土揚起，又去趕下一份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