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談】專訪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政府有效投資是提振消費的重要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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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對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其政策走向備受關注。

202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與全國財政工作會議相繼召開，兩場重要會議均明確指出，2026年將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此后，為進一步激發內需，2026年1月9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又部署實施了財政金融協同促內需的一攬子政策。

在此背景下，著名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現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所長賈康于近日接受了金融投資報的專訪，從政策內涵、實施路徑以及與貨幣政策協同配合等維度，結合對新質生產力的系統研究，深入闡釋2026年財政政策如何服務高質量發展、助力“十五五”規劃實現良好開局。

賈康

經濟學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

“更加積極”首先意味著進一步提升擴張力度

記者提問

“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是2026年宏觀政策的關鍵詞。在您看來，“更加積極”的深層含義是什么？與以往相比，此次“更加積極”的政策基調，將展現出哪些新的特點？

賈康：“更加積極”不是第一次提出，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這樣表述，顯然就有強調之意了。

從經濟學角度說，積極財政政策即擴張性財政政策，“更加積極”首先就是提高了擴張力度的財政政策。財政的擴張性最主要的代表性指標體現在赤字率，赤字率處于較高水平帶來的就是更大的支出盤子。

現在的“更加積極”意味著，在原來已突破3%赤字率的基礎上（去年為4%），繼續保持較高的赤字率安排，相應地則是為彌補赤字的舉債規模也要與之匹配。國債與地方債都屬于公債，實際特點是要滾動發行。在滾動發行、借新債還舊債的過程中，超出存量債務還本付息支出的部分，作為支撐因素可把支出盤子做得更大，這就又涉及財政支出總規模。因此，中央和財政部門決策信息中，赤字率、舉債規模和支出總規模這三者，是被統籌考慮而相互呼應的。

“更加積極”首先直觀體現為總量擴張，但財政政策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不僅配合貨幣政策做總量調節（需求管理），而且在結構調節（供給管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財政收入和支出能夠體現政策的差異化，通過突出重點、兼顧一般、統籌全局，推動結構的優化。這也應體現在更好地追求與結構優化息息相關的綜合績效，這事關全局的高質量發展，也應該是“更加積極”概念所覆蓋的內容。

記者提問

2026年作為“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您認為需要在哪些重點領域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更好地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賈康：今年財政政策的具體重點，將體現在兩會期間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預算安排方案中。從落實中央指導方針和保持政策必要性連續性的角度看，支出結構的優化重點，必然會配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導精神的貫徹。

比如在產業升級方面，會通過財政必要的政策安排，包括稅收的優惠、專項資金引導、貼息帶動融資等，支持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和升級發展。

在科技自立自強方面，為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來解決“卡脖子”問題，財政肯定要發力。需說明一下，新型舉國體制除了延續運用我們過去諸如“兩彈一星”成功經驗的同時，其新之所在，是要注意對接全球市場競爭。比如，在芯片、航空發動機等關鍵“卡脖子”領域，我們只能是通過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突破，使特定產出在國際范圍內以高質量、高穩定性、高水平性價比而達到超過某個臨界點的市場份額，來解決這種高端層面“生死攸關”的問題。

再者，要高度重視民生，重視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解決。比如，完善社會政策托底，加強低保、撫恤、救濟，推進保障房建設和城中村與老舊小區改造，構建更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住有所居”之外，在“學有所教”“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也特別需要財政資金的有效支持。當然，其他方面如“三農”、鄉村振興、生態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國防安全建設等，也都是政策支持的重要方向。但具體量的安排，必須通盤考慮綜合權衡，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分析測算，最終才能落實到預算編制的具體內容上面。

記者提問

擴大內需是穩定經濟增長的基本支撐。在當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您認為財稅體制改革可以在哪些關鍵環節尋求突破，更有效地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和社會投資活力？

賈康：當前中央明確提出，更好統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現代化的主線，具有跨周期、長期性的特點，貫穿“新的兩步走”現代化戰略實施的整個歷史階段，而擴大內需主要應對經濟相對低迷階段的矛盾，是逆周期、反周期的。現在大家都已特別注意中央強調的全方位擴大內需，即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在這個命題上，要從全方位的視角理解和掌握擴大內需所應秉持的系統集成思路。

現在各方都看到大力提振消費具有潛力，但有幾個層次的認識特別值得強調。首先，當前出現的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現象，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消費降級”或者“平替”，與普遍的預期有關。所以，中央強調預期管理。現在由于種種原因，微觀層面雖不乏亮點，但必須承認又存在困難，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困難是比較明顯的。預期方面需要進一步改善。總體來說，需要更好地抓緊辦好一些實事，讓企業和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未來有希望、有盼頭。這個預期的提升，實際上就成為讓老百姓“有錢敢花”的重要配套。

老百姓有錢，本是消費的源頭活水，那怎樣才能有錢呢？這就和有效投資有關了。有效投資的核心在于提供給老百姓可以安居樂業的較充分的就業崗位，這還不是一般的個別案例能解決的問題，是大面上就業優先政策的有效貫徹，其原動力是供給側的投資能有效地普遍形成就業崗位。

有效投資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期待民間投資能夠活躍起來，尤其是使民營企業敢于投資。然而現實狀況是當前民營企業投資并不活躍，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呈現出明顯而持續的下滑態勢。在這種情形下，就十分需要政府發力。

另一方面，政府的有效投資是什么？那就應該主要是中央強調的“兩重”建設，即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如國土整治、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防災減災等系統性工程的建設，正是當前政府有效投資的發力方向。

從海綿城市、海綿流域到地下綜合管廊，從軌道交通網絡到各類配套公共設施建設，政府可以通過公債籌集資金，獲得地方專項債、特別國債和超長期特別國債等資金支持來推進這些項目。如此一來，可以馬上形成一大批就業崗位，并催生市場中大批投入品（如鋼材、水泥、設備等）的訂單，讓相當一部分過剩產能在短時間內便轉化為有效產能。這類政府有效投資可以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并帶動市場景氣回升，激勵民間投資趨向活躍，從而支持勞動者由就業收入而獲得穩定的消費能力的形成和消費潛力的釋放。

此外，社會保障體系還需進一步優化完善，切實消除民眾的后顧之憂。只有讓老百姓在未來就醫看病、子女教育、購房置業和養老等方面不再有過多顧慮，他們才敢出手花錢。當然，也要考慮對困難群體的托底保障。比如，對喪失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和弱勢群體低收入階層的低保、救濟、撫恤要與時俱進，適當提高標準。同時，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也要適當提高保障力度。比如，目前在養老保障方面，農村人員和城鎮人員還有很大差距，后續應逐步縮小這一差距。

當然，促進消費還需多項具體措施配合。比如以舊換新補貼、進一步運用貼息支持消費信貸，以及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放消費券等，都是進一步提振消費的鼓勵與引導措施。

超常規宏觀政策 采取財政與貨幣“雙松”搭配

記者提問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核心工具，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又該如何實現有效的協調配合？

賈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的兩大主力性政策。所有實行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的經濟體，在宏觀層面上都必然特別看重兩者間的協調配合。

我國自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以來，就明確要構建好宏觀治理層面的間接調控體系。1994年財稅制度配套改革中分稅制的建立，就是在財稅方面形成了間接調控的基本框架。

貨幣政策方面，自上世紀80年代金融改革以來，形成了中央銀行調控體系。作為管理機構，人民銀行已不涉及一般的金融業務，而是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主要通過掌握整個社會上銀根的松緊，負責總量調節，同時需要財政政策在配合總量調控的同時，更多地在結構優化方面作配套。兩大政策需在總量擴張或收縮上進行合理搭配，比如“雙松”“雙緊”或“一松一緊”等不同政策搭配模式。

當下，超常規的宏觀政策采取的是“雙松”搭配，即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在此框架下，近年來，貨幣政策持續發力降息降準提升流動性水平，還采取了定向寬松等結構性措施。但在總體的結構優化方面，畢竟財政政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財政在配合實施總量擴張時，要做好結構方面的優化。當然，實現這兩方面的協調配合，確實需要發揮很高的水平。

有這樣一個評價，在經濟低迷時期，貨幣政策的作用存在明顯局限。有種形象比喻是說貨幣政策像一根“繩子”，在經濟過熱過快的時候，拉住經濟發展過快的“車輛”，這根“繩子”管用。但經濟疲軟低迷的時候，需要推動“車輛”加快前行，“繩子”就使不上勁了。這時候就更多需要財政政策發力，從而實現逆周期調節的政策目標。

具體來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兩方面的配合有一個結合點，就是國債可以在公開市場進行交易買賣。通過二級市場中的國債交易，能夠體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這兩大政策部門之間的協同配合。這種操作既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控資金供給，同時也可發揮一定的結構導向作用。

破解企業原始創新風險 財政支持成為重要力量

記者提問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在您看來，其區別于傳統生產力的最本質特征是什么？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如何避免陷入“低水平重復創新”的陷阱，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

賈康：簡要來說，新質生產力跟哲學概念有關，是量變中質的變化，即生產力躍遷式地上臺階，這才能稱得上是有新質態的生產力進步。

從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來看，從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再到信息革命，每一次生產力都上了一個大臺階。工業革命之內又可細分為蒸汽時代、電氣時代。現在的信息革命這個臺階就上得更大了，從半導體概念引出形成互聯網，有線互聯升級為無線互聯，再到進一步發展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領域，未來還要迎接腦機互聯、量子時代。所有這些都跟生產力“上臺階”躍遷式地發展有關，都是相對于前一階段出現了新質生產力。

這種躍遷式發展從何而來？其核心在于全要素生產率。即除了傳統要素如資本、勞動提供支持外，更關鍵的是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發揮的乘數放大效應。只有了解了這些，才能夠理解新質生產力是怎么實現躍遷式發展的。

然而，中國在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僅僅強調科技成果應用又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特別重視制度創新。這相關于高層所指出的制度創新是“最大的紅利”，是現代化的“關鍵一招”。作為綱舉目張的牽引力量，制度創新打開了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潛力空間，是牽引和驅動現代化進程的“火車頭”。

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構成中，制度供給（制度創新）、科技成果供給（科技創新）以及中央明確提出的數據要素，都是具有乘數放大效應的核心要素。它們組合中的共同作用，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路徑和效能。這就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以及相應的思想觀念創新協同發力，共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正是在這個協同體系的支撐下，新質生產力才能得以被培育和發展，推動生產力實現躍遷式發展，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邁上高質量發展軌道。

記者提問

您認為財稅政策應如何建立長效支持機制，以有效助力新興產業實現健康發展？

賈康：就財政稅收政策支持創新而言，從技術路徑層面來看，它需要與市場形成合理的搭配或分工，并且與始發環節上基礎研究的突破息息相關。當前，我們期望有更多企業參與基礎研究當中，像華為這類企業開展大規模的研發投入，值得大力鼓勵。然而，在基礎研究領域，僅依靠企業的研發投入，確實還不足以應對原始創新所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因此需要財政運用公共資源給予特別支持。

而當創新項目進入中試階段，也就是在原創取得一定突破后，需要銜接未來產業化所必經的中間試驗階段時，在一些開發區、新園區內，會有專門的中試基地，對此也應有財政政策提供支持。但這時已需要更多地調動市場力量和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同時也還要借助財政的介入來對沖部分風險，從而激發各方做事的積極性。

在成果應用方面，財政還可通過政府采購政策發揮引導作用，如實施“首臺（套）”采購支持。一些成果經過中試認為可以推向市場時，往往需求方是猶豫的，不敢輕易出手購買過去沒有見過的第一套（臺）設備，這時財政的政府采購可以發揮引導和鼓勵作用，并適當運用一些優惠和支持政策。

在企業研發中，財政給予鼓勵的所得稅加計扣除又是一個很好的政策。近年來，我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不斷加力。從2017年開始，分行業分批次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從50%提高至75%，隨后又從75%提高至100%，并將集成電路、工業母機等重點領域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至120%。形成無形資產的，加計扣除比例可以提高至175%-220% （不同行業和不同情況下有所區別）。這是非常好的一個鼓勵企業加大研發力度，支持科技成果運用的支持政策。

此外，財政還可通過貼息等方式，從宏觀層面落地到微觀層面，配合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的落實。例如對于新的高水平設備、綠色低碳設備等“以舊換新”的政策支持。

理論聯系實際在社會科學領域尤為必要

記者提問

您的學術研究成果多次轉化為政策實踐。在您看來，學者在提供政策建議時，如何切實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在政策建議中，如何確保“頂層設計”與“基層創新”的銜接，實現上下良性互動？

賈康：從研究者來說，學術上有不同的特點。比如我曾長期在政府綜合部門的直屬研究機構工作，定位就與高等院校的研究者有所不同。此外還有民間研究機構。有以技術性為主的，也有以政策性為主的，都不一樣。但其共同點在于，不論從事哪一類研究，都必須秉持嚴謹的科學態度。不能出于偏離科研規律的功利考慮，抱有可能影響成果嚴謹性的患得患失的想法，這是每一位研究者都要時刻告誡自己的。

當然，基礎理論的研究者往往容易出現“象牙塔”現象特征，他們跟實際的距離比較遠。對于自然科學、數學的一些研究者，我覺得這無可厚非。比如有的人就沉浸在數學的世界里，不太關心實際生活。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就需要有意識地注意，不能以待在“象牙塔”之內而滿足自己的狀態。無論做什么樣的社會科學基礎研究，總要對應到實際生活與現實生活，理論聯系實際的要求在這一領域顯得尤為必要。

當然，不同層次和定位的機構，要求也有不同。在高校更多是基于理論研究政策的邏輯、取向、框架以及與實際結果的結合。而在政府綜合部門的研究機構，就得更進一步，把基礎理論與政策的邏輯、思路、要點研究搞清楚之后，還需對接操作。否則你的建議，上級管理部門會認為建設性不足。

部委研究機構與高校的一大區別，就在于高校的研究成果有時候很難細致考慮具體的操作性設計，而我們（部委研究機構）則必須做。如果要做操作設計，就必須考慮到種種制約條件，以及怎么在這些制約中找到可能的、妥協的、過渡的方案，對這些都得有充分的考慮，這樣才能體現盡可能高水平的建設性，爭取把從理論到政策再到操作的環節徹底打通。

這是我的一點心得。當然，要做到這些難度很高，且各方評價標準不一。在部委做研究，處理得好，會被認可“這個理論聯系實際做得對，對我們有用”；但處理得不到位，則可能一方面被外界說成“你們這些人只會給政策做注解”，是“御用學者”，另一方面被本部門認為“跟高校沒什么區別，對管理部門幫助不大，甚至沒有幫助”，甚至還可能覺得你的說法“說歪了”。實際上，學者有時未必真的觀點有誤，關鍵在于如何力求讓各方都能領會和理解，這就很考驗學者的水平了，看能不能把問題與對策闡述得清晰和透徹。

這是我多年研究工作的一些體會，有些未必能對應整個研究工作，只是從個人角度談一點自己的心得，供大家參考。

嘉賓簡介

賈康

著名經濟學家，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現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所長。孫冶方經濟學獎和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長期致力于經濟學和財政理論與政策研究，曾多次參與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與研究工作。

采訪策劃：何穎

向紜嬉 金融投資報記者 吉雪嬌

編輯|王為

責編|賀夢璐

校檢|邱向東

審核|文婷黎 三審|張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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