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節，父親讓男同事睡主臥：一個電話曝光的十年隱秘情事

1997年的冬天格外冷，南方的濕寒像細針一樣往骨頭縫里鉆。臘月二十八，父親回來了，帶著一個我們從沒見過的男人。

那時我十歲，趴在窗臺上看著那輛出租車停在院門口。父親先下車，然后轉身，很自然地伸手扶了一下后面的人。這個動作讓我愣了愣——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從來不是會照顧別人的那種人。

母親已經迎了出去。她系著那條用了好幾年的碎花圍裙，手上還沾著面粉，今天要蒸過年的饅頭。

“回來啦。”母親的聲音里有種小心翼翼的歡喜。父親常年在外省做生意，一年回來兩三次，每次不超過十天。

父親點點頭，指著身后的男人：“這是小李，我同事，家遠回不去，跟咱們一起過年。”

我這才仔細看那個叫小李的男人。他看起來最多三十歲，比父親小整整一輪還多，穿著米白色的羽絨服，圍著灰色羊絨圍巾，皮膚很白，戴一副金絲邊眼鏡。他朝母親微微躬身：“嫂子好，打擾了。”

“不打擾不打擾，快進屋，外面冷。”母親忙不迭地說。

小李提著一個看起來很貴的皮箱，父親拎著簡單的行李袋。進屋時，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小李很自然地換上了母親遞過去的棉拖鞋，而父親站在那里等，等小李換好了，母親才把另一雙給他。

臘月二十九，母親開始收拾客房。那間房平時堆雜物，只有外公外婆來時才臨時收拾。母親換上新被褥，把窗戶擦得透亮，還特意買了盆水仙花放在窗臺上。

晚飯時，母親說起客房的安排：“都收拾好了，小李你看還缺什么就說。”

小李看了一眼父親，父親正在剝蝦，頭也沒抬：“客房太久沒住人，陰冷，不能招待客人。”

桌上安靜了幾秒。母親說：“我收拾了一下午，被子都曬過了，不冷的。”

“我說不行就不行。”父親的語氣很硬，“那房間朝北，冬天跟冰窖似的。讓人家住那兒像什么話？”

“那...讓小李睡睿睿的房間，睿睿跟我們睡？”母親試探著問。

我緊張起來。雖然才十歲，但已經開始渴望有自己的空間，何況我的房間里貼滿了《四驅兄弟》的海報和奧特曼貼紙，絕不想讓陌生人住。

小李放下筷子，輕聲說：“劉哥，要不我住招待所吧，別給嫂子添麻煩。”

“大過年的住什么招待所！”父親突然提高聲音，然后轉向母親，“這樣，讓睿睿跟他媽睡，小李跟我睡主臥。”

空氣凝固了。母親張了張嘴，最終什么也沒說，低頭扒了一口飯。我看看父親，又看看小李，后者垂著眼，耳根有點紅。

那晚，我抱著枕頭去父母房間時，母親正坐在梳妝臺前發呆。梳妝臺上放著父親和小李在客廳下棋的照片——下午我偷偷用傻瓜相機拍的，洗出來才發現，照片里父親笑著看小李的眼神，是我從未見過的溫和。

“媽，爸為什么不讓李叔叔住客房？”我問。

母親像被驚醒似的，勉強笑了笑：“客房條件不好，你爸要面子。”

“可是李叔叔只是同事啊。”

母親沒回答，只是摸了摸我的頭：“睡吧，明天要去爺爺奶奶家。”

年初二，我們按計劃去鄉下爺爺奶奶家。父親開著他那輛桑塔納，小李坐副駕駛，我和母親坐后座。三個小時的車程，父親和小李一直在聊天，從路邊的樹聊到天上的云，從經濟形勢聊到詩詞歌賦。我從未聽過父親說這么多話，更沒見過他笑這么多次。

母親全程沉默，看著窗外飛速后退的農田。

爺爺奶奶見到小李很驚訝，父親還是那套說辭：“同事，家遠，一起過年。”奶奶嘟囔了一句“哪有帶同事回家過年的”，被爺爺用眼神制止了。

在鄉下的三天，分配房間時又出現了問題。爺爺奶奶家只有兩間臥室，爺爺奶奶一間，另一間原本是父母帶我住。最后的結果是，爺爺奶奶帶我去他們房間睡，父親和小李睡一間，母親睡在堂屋臨時搭的床鋪上。

我記得那晚起夜，經過堂屋時看見母親還睜著眼睛，直直地看著黑暗中的房梁。月光透過窗戶照在她臉上，亮晶晶的，不知是不是眼淚。

年后父親又走了，帶著小李。生活恢復原樣，母親繼續在紡織廠上班，我上學。只是母親變得更沉默，常常做著飯就發起呆，燒糊了好幾口鍋。

事情的敗露是在半年后，一個周日的下午。

電話鈴響時，母親正在教我包餃子。她擦了擦手去接，起初“喂”了一聲，然后整個人僵在那里。我聽不見電話那頭說什么，只看見母親的臉色一點點變白，握著聽筒的手指關節發白。

“你說什么？”母親的聲音在發抖。

“你...你再說一遍？”

“不可能...”

母親突然尖叫起來：“你胡說！”然后狠狠摔了電話。

那是我第一次見母親失態。她癱坐在椅子上，渾身發抖，眼淚大顆大顆往下掉，卻發不出聲音。我嚇壞了，去拉她的手：“媽，你怎么了？誰的電話？”

母親猛地抱住我，抱得那么緊，我幾乎不能呼吸。她在哭，不是抽泣，是那種從身體深處發出的、壓抑的嗚咽，像受傷的動物。

后來我知道，電話是小李打的。他說他和父親不是同事，是戀人，在一起三年了。他說父親娶母親只是為了傳宗接代，為了應付社會眼光。他說那次春節，是他們故意的，故意睡一張床，故意在母親面前親密，因為他們受夠了“偷偷摸摸”。

他說：“嫂子，你放手吧，他不愛你，從來都不愛。”

母親沒有跟父親對峙。她變得很奇怪，有時一整天不說話，有時突然說很多，說她和父親相親那天他穿了什么衣服，說婚禮上他喝醉了說的胡話，說我出生時他笨拙抱我的樣子。

然后她開始自言自語，說“都是假的”、“我真是個傻子”。

父親回來過一次，發現母親的狀態不對，帶她去看醫生。診斷結果是重度抑郁。父親請了假在家陪了半個月，那半個月里，母親有時清醒有時糊涂。清醒時會平靜地對父親說：“離婚吧，我放你自由。”糊涂時會抓著他的手哭：“你為什么要騙我？”

父親總是沉默。

那年秋天，母親出走了。沒有留言，沒有告別，只是在一個平常的清晨，沒有像往常一樣叫我起床。她的衣服少了幾件，抽屜里的存折和身份證不見了。

父親瘋了似的找她，報了警，登了尋人啟事，去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兩個月后，舅舅在鄰省的一個小縣城找到了母親。她在那里租了間房，在菜市場幫人看攤位，沒人知道她的過去。

舅舅說，母親見到他第一句話是：“別告訴他我在哪。”

父親去接過一次，母親隔著門說：“你走吧，我不回去。那張床我睡不下去了。”

后來他們還是離婚了，通過律師辦的。父親把房子和大部分存款留給了母親，她沒要房子，只要了一小筆錢，繼續留在那個小縣城。

我跟著父親生活。他開始酗酒，生意也一落千丈。有時喝醉了，他會抱著我哭：“爸爸對不起你媽，也對不起你。”

小李后來離開了父親。聽說他受不了父親的消沉和酗酒，去了南方。父親沒有再找伴，一直獨身。

很多年后，我已經大學畢業，去那個小縣城看過母親。她老了，頭發白了一半，在社區幼兒園做保潔。見到我，她很平靜，像接待一個遠房親戚。

我帶她去吃飯，小心翼翼地問起當年。

母親看著窗外熙攘的街道，很久才說：“其實我早該知道的。你爸看他的眼神，太干凈了，干凈得不像看同事，也不像看朋友。”

“那你恨他嗎？”

“恨過。”母親喝了口茶，“現在不了。他也苦，那個年代，那樣的事...我們都是被捆著的人，只是捆的方式不一樣。”

“那個電話...”

“小李后來給我道過歉。”母親淡淡地說，“他說他那年太年輕，太想爭個名分，用了最傷人的方式。他說你爸知道后打了他，那是你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人。”

我愣住了。這事父親從未提起。

“你爸是個懦弱的人。”母親總結道，“想兩全，結果都傷了。但說到底，誰不想兩全呢？”

送母親回住處時，她站在樓下，忽然說：“你知道那年春節我為什么堅持要收拾客房嗎？”

我搖頭。

“因為我寧愿他是嫌棄客房條件不好，寧愿他是要面子，也不愿去想那個最可能的真相。”母親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種歷經滄桑后的通透，“人就是這樣，能騙自己的時候，就拼命騙自己。”

她轉身上樓，背影有些佝僂。我想起那年春節，她系著碎花圍裙站在院門口的樣子，眼睛里還有光。

如今那光滅了，但人還活著，平靜地活著。這大概就是生活最殘忍也最慈悲的地方——它摧毀你，然后給你足夠長的時間，學會與廢墟共存。

而我，那個曾經趴在窗臺上看父親扶小李下車的小男孩，也終于長大到能夠理解，那一年春節的主臥里，睡著三個人的悲劇：一個無法言說的愛，一個無法面對的真，和一個夾在中間、最終被真相擊垮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