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王張作霖墓地：雜草叢生沒人管，遺憾張學良到死都沒來祭拜！

1996年初冬，遼西驛馬坊的風大得能割面。零星枯草在冰土間搖晃，一塊寫著“大帥張公之墓”的青灰色碑體被吹得滿是塵土。張閭琳走近碑前，脫下手套，輕輕拂去塵屑，低聲道：“爺爺，孫兒替父親來了。”話音落下，墓園四下依舊寂靜，只有獵獵風聲作答。

時間倒回六十八年前。1928年6月4日凌晨，滿洲里—奉天線上響起一聲巨響，“皇姑屯事件”讓正值五十一歲的張作霖斃命于家鄉鐵軌旁。消息傳到天津，二十八歲的張學良當即往沈陽趕，途中一句“國事不可誤，喪事也要辦”成為他那段日子里唯一的念頭。抵沈后，他先穩住東北局勢，再著手為父尋墓地。

鐵背山脈得以進入視線，是因張作霖生前已派風水先生多次勘探。山后松濤，山前渾河，兩面龍脈相夾——在傳統堪輿里算是難得的聚氣之所。張學良同“五媽媽”吳雅珊到山上細看，午后落日柔和，吳雅珊忽見半腰處一塊巨石松動，擔心“石動則氣散”，便建議以鋼筋混凝土加固。張學良點頭，命工兵連連夜處理，隨即大張旗鼓開建“大帥陵”。

工程僅推進了三個月，1931年9月18日夜炮聲震撼沈陽。關東軍鐵甲車轟過柳條湖，東北陷落成定局。本莊繁揮令，所有與張氏有關的建筑一律停工。此時張作霖的棺木仍停靈于奉天太廟，未敢下葬。對張學良而言，這不僅沖擊了家國情懷，也擊碎了“父歸厚土”的最后保障。

日軍隨后以修陵為餌，勸張學良“懸崖勒馬”。本莊繁甚至提出“只要服從，即為令尊擇日安葬”。張學良冷笑搖頭，談判數次皆無果。漢奸張景惠見僵局不利統治，才勸日方“適度讓利”。結果，關東軍換了個折中方案：葬，不許葬鐵背山；祭，絕不許大張旗鼓。

1933年春，張作霖棺槨被悄悄移往錦縣驛馬坊。理由是“遠離交通要沖，易于管控”。驛馬坊本是遼西丘陵與渤海平原交界的一個普通小村，地勢不高、土質松軟，沒有碑坊、沒有神道，連樹都稀疏幾棵。陪葬者只有張作霖原配趙氏，夫妻合穴，也算圓滿。可與當年規劃的“東陵格局”相比，寒酸得仿佛兩座普通農墓。

與此同時，張學良已渡海赴歐洲考察。1935年返國，他調往西北鎮守華北防線，隨后1936年12月張楊兵諫，又造就“西安事變”。張學良用“逼蔣抗日”的方式表達民族立場，卻也為自己換來半個世紀的囚禁。自南京到溪口，自奉化到臺北，他行蹤始終在軍統目光下。有人勸他嘗試回東北祭父，他苦笑一句：“身不由己，心向北而已。”自此念頭作罷。

張作霖墓園沒有守陵人。抗戰八年，遼西數度拉鋸，陵墓旁成了散兵坑與鍋灶灰。1949年后，當地政府曾派人清理，卻因年久失修忘于田間。上世紀七十年代，山海關鐵路復線改道，驛馬坊周邊耕地擴張，農戶將墓前石獅拉去當了壟臺，石刻文物就此零落。墓丘雖留，卻常被荒草沒過半腰，遠遠看去，只是一座不起眼的黃土垛。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在臺灣被軟禁時，曾通過友人暗中捐銀元二百箱，讓東北舊部修繕祖塋。可當時遼西正處災荒年，官紳難以顧及，錢款兜兜轉轉并未完全落實。待到1976年，張學良獲準移居臺北北投，他已經七十六歲，健康每況愈下，再無精力也無可能返回大陸。

1980年代末，遼西縣志修纂，人們重新提起“大帥陵”時，勘查記錄寫道：“墓地尚存，碑亭坍塌，雜草高及胸口。”僅短短十七字，卻道盡興衰。那之后依舊無明顯修護。故而1996年張閭琳站在墓前，才會見到一片荒涼。

如果說張作霖的身后事是一面鏡子，照見的并不僅是一個軍閥家庭的沉浮，還隱含著東北在民族危亡中的曲折命運。鐵背山脈那座未完工的陵園，如今只剩舊基石；驛馬坊這座草埋黃土堆，則在風中日夜守望。兩處地點，一段父子情，一條近現代中國割不斷的歷史線索。

2001年10月，張學良在檀香山辭世，享年一百零一歲。他與父親的距離，隔著太平洋，更隔著多舛的民族記憶。直至今日，途經凌海縣的旅人仍能在田間看到那塊青灰色墓碑。碑面斑駁，無人收拾；碑后荒草，以季節輪替。或許，這正是歷史給張作霖與張學良父子的最終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