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恩忘義的國家：埋著中國“十萬英雄”，現把烈士墳墓夷為了平地

談中國遠征軍，很多人第一反應是“苦”“慘”“遠”。

這支部隊不是去“打卡”異國戰場，而是在抗戰最吃緊的階段，被推到一條生死線前面：滇緬通道一旦斷掉，國內戰場的外援物資會更難進來，戰略空間也會被壓縮。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簽署協定后，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啟動，目標之一就是保住通道與緬甸戰場的關鍵節點。

第一次入緬作戰的失利，跟“誰更勇敢”關系不大，更多是戰爭條件的碾壓：日軍推進快，情報滲透深，空中優勢明顯，盟軍協同也不順暢。

撤退階段的非戰斗減員非常突出，穿越野人山等地區時，疾病、饑餓、迷失、溺亡疊加，把隊伍拖到極限。

很多研究與報道提到，第一次入緬后傷亡與失蹤規模巨大，杜聿明的估計里“犧牲超過六萬”，其中大量發生在撤退途中，許多人連正式墳塋都沒留下。

人在異國倒下，安葬往往只能就地從簡。戰時的“埋”是為了讓同袍繼續趕路，也為了防疫和基本的體面；戰后的“護”卻需要長期機制，需要土地劃界、維護經費、管理者與外交溝通。

偏偏緬甸在戰后長期政局動蕩、土地與城市建設不斷變化，華人社群處境也多次起伏，墓地這種“無聲的遺址”最容易被擠掉。

學術研究就提到，戰時由國民政府體系建立的部分海外軍人墓地，在1949年后相當一部分被拆除或荒廢，保存情況與政治、社群組織能力、土地政策有關。

在緬北一些地區，遠征軍墓地后來被改作居民區、學校、廁所、垃圾填埋設施等，甚至出現遺骸被壓在廁所下、或在改造地塊時散落的記錄。

這些說法之所以扎心，是因為它把“遺忘”變成了可觸摸的現實：不是沒人祭掃，而是連祭掃的地方都沒了。

人民日報海外版在2013年報道中直指一個對比：二戰后至今，許多遠征軍在緬甸的墓地和墓碑被鏟平；與此同時，英國在仰光的公墓規模完整，日本也在緬甸多地建有慰靈紀念設施。

換句話說，同一片土地上，紀念可以被好好保存，也可以被輕易抹去，差別不在“客觀條件”，更多在態度與機制。

烈士墓地不是普通地塊，它承載的是跨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共同記憶。

遠征軍在緬甸作戰并非“去占便宜”，更不是給誰當工具，他們打的是日本侵略者，客觀上也在幫助守住緬甸戰區的關鍵區域。

把這段歷史做成“可被拆”的狀態，本質上就是把別人用命換來的部分公共記憶當成可隨意處理的雜物。

更要命的是，墓地一旦消失，后續修復幾乎等于從零開始。

你可以建紀念碑，但那是“后來者的補救”；你也可以立名錄，但很多無名者連名字都沒留下。哪怕找到遺骸，也常常難以完成身份確認。

70年過去，一些遺骸埋葬點變成了廁所、學校、垃圾填埋池，DNA鑒定也未必能解決全部問題，搜尋往往只能依靠現場勘查與歷史線索拼接。

也正因為如此，近十多年出現了一條值得被看見的“補救鏈”：民間組織、僑界團體、研究者與志愿者持續推進搜尋與歸葬。

2011年起組織赴緬搜尋遺骸并運回國內安葬，相關工作在隨后幾年持續推進。

2014年騰沖國殤墓園的歸葬儀式更能說明現實有多殘酷：除了部分遺骸，也有從臘戍、芒友等地帶回的“壙兆土”，原因是當地墓地破壞嚴重，只能以泥土代替遺骨回國安葬。

從“帶回遺骸”到“帶回泥土”，表面看是形式變化，實質是對一個事實的承認：很多地方已經錯過了保護窗口期。親屬與志愿者趕到時，只剩下一些間接證據和零碎遺存。

2013年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落成，發起人提到遠征軍墓地和墓碑被大量鏟平的現狀，強調“魂歸無處”的刺痛，并希望通過紀念碑把記憶釘在地面上。

墓地難以原址恢復，就先用紀念設施把歷史坐標固定下來，至少讓后人知道“這里發生過什么”。

對幫助過自己、共同抗擊侵略者的犧牲者，沒有形成應有的尊重與保護；在發展與土地使用面前，烈士的安息地被當作可以讓路的障礙。

這種結果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因為同樣在緬甸，別國的紀念設施能保存得更好，這說明“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做”又是另一回事。

人不能二次死亡。第一次死亡在戰場上，第二次死亡在被遺忘、被推平、被當作無關緊要。遠征軍犧牲的意義，不需要靠拔高來證明；真正需要的是基本的尊重與長期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