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31日,美國國防部在一頁冷冰冰的公報里寫下“判定失蹤人員小范弗里特死亡”字樣,聲明用詞克制,卻為一段跨越戰線的尋找劃上句號。兩年前的春夜,正是這位上將之子駕駛B-26轟炸機失蹤,隨后引發了一場頗具戲劇性的“敵前求助”。
追溯到1952年4月,小范弗里特升空的那天,朝鮮半島正處在談判與炮火并行的膠著期。美軍遠東空軍執行所謂“空中絞殺”計劃,妄圖切斷北方鐵路補給線,以便在談判桌上攥住籌碼。一旦夜幕降臨,運輸大隊沿山谷悄悄前進,機務兵用毯子蒙住車燈,只留一束窄窄的光扎進黑暗,空軍于是決定把轟炸時間往夜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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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弗里特在陸軍中以炮火密度著稱,卻對空軍情有獨鐘。上甘嶺戰役前,他揚言靠鋼鐵雨驅散中國士兵,結果“190萬發炮彈”砸下仍舊無功而返,從此在華盛頓政界落下“口氣大、結局慘”的評價。即便如此,他堅信空中優勢仍是美軍談判的唯一倚仗,這份執念部分投射到兒子身上。1948年,小范弗里特頂著“西點畢業”的光環轉去空軍,外界早就知曉父親的推手作用,但將門之后更想證明自己。
1952年3月,美軍統計發現夜間出動效率提高,戰果卻一般,原因是飛行員缺乏暗夜低空經驗。小范弗里特主動請纓,信誓旦旦地說白天任務“沒技術含量”,上級遂把他編進夜襲小組。4月4日凌晨一點,他和兩名機組人員從琉球群島的基地滑出跑道,目標是鴨綠江鐵路節點,備用轟炸區則標在沙里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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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云層厚實,星光全無,座艙里只能依靠儀表。三點過后,他向塔臺報告“油量告急,準備返航”,無線電亦即中斷。與此同時,駐守沙里院火車站的志愿軍40軍高炮排捕捉到發動機聲,排長王興民判斷這架飛機飛得太低,果斷調整射界。八發炮彈劃破夜空,爆閃之后,觀察哨確認目標燃起火球,隨后在遠處山后失去影跡。
早晨十點,遠東空軍把“飛機失聯”消息呈交范弗里特。昔日以強硬出名的老將軍眉頭深皺,隨即批準出動百余架飛機地毯搜索。連續兩晝夜,海岸線到德川的山谷被仔細翻找,依舊沒有發現落機位置。空軍總部擔憂再無進展,4月6日傍晚,搜尋行動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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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停戰談判仍在進行,范弗里特獲得赴板門店旁聽機會。這位慣于在戰場呼喝的上將,在談判桌邊卻壓低聲音:“請幫我找回孩子。”短短一句話,讓與會者都稍感意外。對面代表解方稍作沉吟,只留下一句平穩的回應:“如果他還活著,我們會依規處理。”
消息層層匯總到志愿軍后勤副司令員洪學智那里。他清楚范弗里特在前線的狠勁,更懂在國際紅十字公約框架下答復的分量。洪學智批示:必須盡力搜尋,務求給對方一個準確答復。為此,偵察人員沿沙里院到黃海一線展開地毯式排查,高炮排也重新回憶射擊方位,將可能墜落區域圈定在十余平方公里山地。遺憾的是,搜尋人員最終一無所獲,連一點機體殘片都沒找到。
戰場推測隨之出現:戰機在被擊中后油箱殉爆,空中即碎;倘若如此,飛行員很難保全。洪學智親自起草復文,告知美方經歷與推測。幾天后,通過談判渠道轉交過去。范弗里特收到信息后,向中方表達謝意,并用“騎士精神”形容志愿軍的做法。此事雖未換回任何戰術利益,卻意外溫和了談判桌上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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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民間后來流傳范弗里特因此瘋狂報復,上甘嶺炮彈數量被貼上“父子血仇”的標簽。事實上戰役發生在1952年10月,早于兒子被正式宣布死亡八個月,火力密度主要出自“突破談判僵局”這一戰略考量。把復雜的軍事決策簡化成“私人恩怨”,未免忽略了聯合國軍參謀部的整體規劃。洪學智在晚年回憶錄里亦提到:“作戰不是個人情緒能左右的。”
拋開這些猜測不談,這場跨陣營的搜尋行動折射了戰爭另一面:針鋒相對之余,仍有最低限度的人道默契。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署,范弗里特已被調回華盛頓,洪學智則帶著后勤系統回撤到國內整訓。歲月流逝,雙方在各自的回憶錄里提到此事的筆墨并不多,卻足以讓人讀懂戰爭背后的人性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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