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洪學智回憶：美軍上將曾求過我軍，幫忙去尋找他被擊落的兒子

1954年3月31日，美國國防部在一頁冷冰冰的公報里寫下“判定失蹤人員小范弗里特死亡”字樣，聲明用詞克制，卻為一段跨越戰線的尋找劃上句號。兩年前的春夜，正是這位上將之子駕駛B-26轟炸機失蹤，隨后引發了一場頗具戲劇性的“敵前求助”。

追溯到1952年4月，小范弗里特升空的那天，朝鮮半島正處在談判與炮火并行的膠著期。美軍遠東空軍執行所謂“空中絞殺”計劃，妄圖切斷北方鐵路補給線，以便在談判桌上攥住籌碼。一旦夜幕降臨，運輸大隊沿山谷悄悄前進，機務兵用毯子蒙住車燈，只留一束窄窄的光扎進黑暗，空軍于是決定把轟炸時間往夜里推。

范弗里特在陸軍中以炮火密度著稱，卻對空軍情有獨鐘。上甘嶺戰役前，他揚言靠鋼鐵雨驅散中國士兵，結果“190萬發炮彈”砸下仍舊無功而返，從此在華盛頓政界落下“口氣大、結局慘”的評價。即便如此，他堅信空中優勢仍是美軍談判的唯一倚仗，這份執念部分投射到兒子身上。1948年，小范弗里特頂著“西點畢業”的光環轉去空軍，外界早就知曉父親的推手作用，但將門之后更想證明自己。

1952年3月，美軍統計發現夜間出動效率提高，戰果卻一般，原因是飛行員缺乏暗夜低空經驗。小范弗里特主動請纓，信誓旦旦地說白天任務“沒技術含量”，上級遂把他編進夜襲小組。4月4日凌晨一點，他和兩名機組人員從琉球群島的基地滑出跑道，目標是鴨綠江鐵路節點，備用轟炸區則標在沙里院附近。

當晚云層厚實，星光全無，座艙里只能依靠儀表。三點過后，他向塔臺報告“油量告急，準備返航”，無線電亦即中斷。與此同時，駐守沙里院火車站的志愿軍40軍高炮排捕捉到發動機聲，排長王興民判斷這架飛機飛得太低，果斷調整射界。八發炮彈劃破夜空，爆閃之后，觀察哨確認目標燃起火球，隨后在遠處山后失去影跡。

早晨十點，遠東空軍把“飛機失聯”消息呈交范弗里特。昔日以強硬出名的老將軍眉頭深皺，隨即批準出動百余架飛機地毯搜索。連續兩晝夜，海岸線到德川的山谷被仔細翻找，依舊沒有發現落機位置。空軍總部擔憂再無進展，4月6日傍晚，搜尋行動被迫中止。

正巧停戰談判仍在進行，范弗里特獲得赴板門店旁聽機會。這位慣于在戰場呼喝的上將，在談判桌邊卻壓低聲音：“請幫我找回孩子。”短短一句話，讓與會者都稍感意外。對面代表解方稍作沉吟，只留下一句平穩的回應：“如果他還活著，我們會依規處理。”

消息層層匯總到志愿軍后勤副司令員洪學智那里。他清楚范弗里特在前線的狠勁，更懂在國際紅十字公約框架下答復的分量。洪學智批示：必須盡力搜尋，務求給對方一個準確答復。為此，偵察人員沿沙里院到黃海一線展開地毯式排查，高炮排也重新回憶射擊方位，將可能墜落區域圈定在十余平方公里山地。遺憾的是，搜尋人員最終一無所獲，連一點機體殘片都沒找到。

戰場推測隨之出現：戰機在被擊中后油箱殉爆，空中即碎；倘若如此，飛行員很難保全。洪學智親自起草復文，告知美方經歷與推測。幾天后，通過談判渠道轉交過去。范弗里特收到信息后，向中方表達謝意，并用“騎士精神”形容志愿軍的做法。此事雖未換回任何戰術利益，卻意外溫和了談判桌上的氣氛。

有意思的是，民間后來流傳范弗里特因此瘋狂報復，上甘嶺炮彈數量被貼上“父子血仇”的標簽。事實上戰役發生在1952年10月，早于兒子被正式宣布死亡八個月，火力密度主要出自“突破談判僵局”這一戰略考量。把復雜的軍事決策簡化成“私人恩怨”，未免忽略了聯合國軍參謀部的整體規劃。洪學智在晚年回憶錄里亦提到：“作戰不是個人情緒能左右的。”

拋開這些猜測不談，這場跨陣營的搜尋行動折射了戰爭另一面：針鋒相對之余，仍有最低限度的人道默契。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署，范弗里特已被調回華盛頓，洪學智則帶著后勤系統回撤到國內整訓。歲月流逝，雙方在各自的回憶錄里提到此事的筆墨并不多，卻足以讓人讀懂戰爭背后的人性縫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