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費城“喪尸之城”，是美國種族偽善的縮影？

你可曾設想過，類似“喪尸圍城”的衰敗景象有朝一日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城市一片蕭瑟，公共空間被無序占據，垃圾遍地，希望渺茫。這并非游戲場景，亦非對欠發達地區的描繪，而是如今曾是全美第一大城市的費城，特別是其北部地區所面臨的嚴峻現實。作為《獨立宣言》的簽署地，費城的歷史堪稱美國歷史的縮影。而其北部呈現出的衰敗面貌，則深刻折射出美國在種族平等與社會治理方面長期存在的積弊與挑戰。

1790年，美國國會通過《首都選址法案》，決定規劃建設新首都華盛頓特區，在此之前，費城將作為臨時首都。與其說是當時的美國人選擇了費城，不如說在當時全美范圍內，沒有比費城更適宜承擔這一重任的城市。

從經濟角度看，地處東北沿海的費城，早在18世紀便是北美最大、最繁榮的城市。政治上，作為英屬北美殖民地的文化與商業中心，費城不僅擁有成熟的城市基礎設施，更因其對不同政治派別的包容，成為一座頗具吸引力的理想之城。獨立戰爭期間，費城是華盛頓部隊的重要據點；而作為《獨立宣言》的誕生地，獨立廳更為這座城市贏得了“美國搖籃”的美譽。

美國后來將首都遷至新建的華盛頓特區，核心原因之一是費城的政治傾向與當時美國建國精英們規劃的新都藍圖存在差異，費城相對更偏向北方。但在華盛頓特區建成前的整整十年里，費城確實踐行了臨時首都的職責。盡管1800年美國國會與總統官邸遷離費城，但對于這座見證美國崛起的城市而言，其輝煌余韻猶存。

19世紀末20世紀初，費城并未因失去臨時首都地位而停滯不前，反而迎來了工業時代的曙光。作為美國東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費城在發展工業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交通上，它不僅是賓夕法尼亞鐵路的重要樞紐，伊利運河通航后，費城港更通過水路與美國五大湖區緊密相連。僅憑交通優勢，費城便足以躋身全美最重要貿易節點之列，而其優勢遠不止于此。

費城所在的賓夕法尼亞州是美國早期重要的煤炭產地；同屬該州的匹茲堡則是全球知名的鋼鐵中心。19世紀后半葉，來自歐洲，尤其是愛爾蘭與德語區的移民，多將首站選在易于抵達的費城。在集齊資源、配套與人力三大要素后，費城順勢抓住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遇。

南北戰爭前，費城已是全美僅次于紐約的第二大工業城市；到1900年，這里擁有超過1.2萬家工廠，涵蓋紡織、機械、化工等數十個行業。作為全美的“工業心臟”，當時的費城不僅是美國繁榮的標志，甚至在自由女神像運抵美國時，曾與紐約競爭過其安放權。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這樣一座城市似乎都理應長盛不衰。那么，如今的費城，尤其是北部地區，為何會呈現出如此衰敗的“喪尸感”？

這與20世紀美國的“大遷徙”及后續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經濟變遷密切相關。作為美國緯度最高的大城市之一，以工業為根基的費城，歷史上與黑人關聯性較低。然而，如今費城人口中黑人占比高達39.3%，這一比例不僅在全美前15大城市中位居第一，甚至超過了許多傳統上黑人人口較多的南方城市。

黑人如何逐漸成為費城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便要提及20世紀初開始的“大遷徙”。當時，已在法律上獲得自由的南方黑人，因南方各州雖在南北戰爭中戰敗，卻仍通過了大量推行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這些法律剝奪了黑人在婚姻、公共設施使用乃至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平等權利，使得黑人維持正常生活舉步維艱。加之農業機械化推廣與1915年南方棉鈴蟲災害，進一步摧毀了黑人在種植園的生計。

于是，1916年起，數以百萬計的黑人離開南方，北上前往以費城、匹茲堡、紐約、底特律為代表的北方工業城市。彼時，一戰導致歐洲移民潮中斷，美國工廠面臨用工荒，黑人的到來恰好填補了這一缺口，為費城等地的工業發展提供了急需的勞動力。1916年至1930年間，黑人在費城工人中的占比從不足10%迅速升至30%以上；在作為二戰重要軍工基地的費城造船廠，黑人勞工占比一度接近40%。黑人用辛勤勞動證明，他們絕非南方種族主義者口中“好吃懶做的流氓”，而是能為國家工業建設貢獻力量的合格勞動者。若費城真如其所宣稱的那般開放包容，黑人的融入本應為城市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然而，隨著黑人人口比例的提升以及戰后美國社會的深刻變化，費城卻逐漸走向了下坡路，其背后是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及其帶來的社會經濟不平等、政策應對乏力等一系列復雜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誠然，以費城為代表的北方城市歡迎黑人遷徙，首要驅動力是工業化時代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而非出于抽象的愛與包容。當黑人通過勞動證明了自身價值后，他們所面臨的系統性障礙并未消除。1930年，當黑人在費城總人口中占比首次達到10%時，以銀行家群體為代表，美國社會推出了針對黑人的“紅線政策”，即便黑人擁有穩定收入，也難以像白人那樣獲得購房貸款。這種制度性歧視迫使黑人聚居在費城西部與北部的少數區域，人口密度激增疊加資源匱乏，使得貧困問題在這些社區尤為突出。上世紀后半葉，費城北部部分黑人社區因貧困衍生出的毒品與槍支問題日益凸顯，這些問題起初主要局限于特定社區內部。對于許多白人而言，只要黑人能在工廠正常工作，這些社會問題便仿佛與己無關，存在于另一個平行世界。

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美國去工業化浪潮席卷包括費城在內的東海岸城市，許多白人也開始承受經濟壓力。在底特律等城市，部分白人選擇遷往東西海岸；而費城作為東海岸核心城市，無處可去的底層白人只能涌入周邊貧民窟，與早已在此艱難求生的黑人為鄰。作為長期受歧視的群體，黑人難以阻擋這一趨勢；而這些底層白人遷入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貧困環境中滋生的毒品與犯罪問題的影響。費城地方政府本應加大住房建設與社會福利投入，從根本上緩解貧困與流浪問題，但現實中，一些政策往往側重于姿態性的“進步”，卻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缺乏力度與實效。

作為曾經的臨時首都，費城擁有頂尖的大學與優秀的法律人才儲備。或許是為了規避直接沖突或進行低成本的社會治理，當地既未像某些南方地區那樣推行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政策，也未真正著力改善底層民眾的生存困境。相反，在某種程度上忽視毒品與暴力犯罪的深層根源，甚至試圖通過法律層面的技術性變通來掩蓋問題本質。于是便出現了荒誕的一幕：2017年，當費城毒品犯罪日益猖獗之際，當地竟有人提議設立官方授權的“安全注射點”，試圖以此模糊毒品問題的嚴重性。而部分政界人士對此現象的放任，一個重要考量或許是借此將貧困問題簡單歸咎于個體行為，而非反思結構性不公，這在客觀上加劇了社區間的隔閡與不平等。

如今，以肯辛頓大街為代表的費城北部，癮君子聚集、景象破敗；而費城中心區及大學城卻依然繁華。“喪尸之城”的景象固然觸目驚心，但它更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美國在種族融合、社會公平與有效治理等方面所面臨的深刻挑戰。這樣的局部困境是否會演變為更廣泛的全國性難題？答案，或許就在于美國社會何時能真正正視并著手解決這些積重難返的系統性問題，而非繼續掩耳盜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