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的得力部下，因何事55年才被授大校，臨終希望組織查清問題

1975年5月19日清晨，武漢軍區總醫院的走廊里還殘留著昨夜的消毒水味，一位警衛低聲報告：“羅部長情況加重。”這一句話，把守在病房門口的護士驚得抬頭。床上躺著的羅厚福已經77歲，胸口起伏微弱，耳邊隱約傳出氧氣瓶的“嘶嘶”聲。誰也不知，他腦海里此刻閃過的是幾十年前的烽火，還是那封遲遲沒有回音的申訴材料。

時針撥回到1955年秋。北京某禮堂燈火輝煌，第一次授銜儀式在軍樂聲中隆重舉行。臺上將星閃耀，臺下掌聲雷動。輪到羅厚福時，他穩步上前，敬禮、接證、再敬禮，神色如常，卻引來不少竊竊私語——一位從鄂豫皖一路打到長江以南的老紅軍，竟只佩上了大校肩章。禮堂里，曾經給他當過警衛的幾位將軍對視一眼，心里五味雜陳。

如果把戰功寫成簡表，羅厚福的履歷并不遜色：1927年參加農民自衛軍，1930年隨李先念轉戰鄂東，1932年留下堅守大別山，1939年斬除叛徒丁少卿，1946年在漢水中游粉碎敵軍合圍，1949年隨軍南下解放湖南、廣西。槍林彈雨二十載，他身上留下六處彈傷，兩次負傷昏迷被抬下火線。當年川陜會師慶功夜，李先念半真半假地說：“老羅，若干年后，你至少也是個將星。”眾人哄笑，他只是憨憨地撓頭：“為老百姓打天下，哪管這些虛名。”

然而，1951年，他被推上了風口浪尖。那年春，華中某軍分區在他的支持下自籌資金辦了一家小型紡織廠。本意是用盈余改善前線傷病員的生活，也給轉業干部謀條生路。羅厚福在大會上拍著桌子說：“誰手頭有余錢，先拿出來，把廠子搞起來，戰士兄弟還等著棉被哩！”短短數月，工廠就見了效益，參與墊資的干部領取了一點利息。偏偏就在這時，上級巡視組來到當地，認定此舉“破壞財經紀律，帶頭分利”。更棘手的是，羅厚福替一名舊社會保長說了情——那位保長在抗戰時期冒死掩護過地下黨員，如今被地方政府列入“惡霸”名單。羅厚福堅持：“功過要分清，不能寒了人心。”結果，這兩件事被并案處理，他受到行政降級、黨內警告。

處分似乎并未動搖他繼續工作的熱情。1952年，他調任湖北軍區干部部部長，整日埋首檔案，為數萬名轉業軍人安置奔走。但每當深夜燈光映在窗玻璃上，他會長時間盯著墻上那份檢討書發呆。外人只當他耿耿于懷軍銜，熟識者才懂，他真正放不下的是“歷史必須說清”。

“羅部長，這點事兒何必鉆牛角尖？”有同事勸他。“要是我錯了，該擔就擔；要是沒錯，總得把準話寫下來，給后來人看看。”他聲音很輕，卻透著倔勁。

事情的起點可追溯到1939年。那年春，新四軍抗日游擊第六大隊剛在霍山縣集結完畢，行軍途中撞上丁少卿帶的國民黨保安隊。丁少卿原是紅二十八軍師長，投敵后頻頻圍剿革命群眾。羅厚福與政委熊作芳當機立斷，夜半將丁秘密槍決。幾天后，國民黨團長向李先念抗議，要求“交兇手”。李先念趕來，聽完經過，拍拍羅厚福肩膀：“做得對，這種人留不得。”一句話定了心，主客雙方也就此翻篇。或許正因為這種“先斬后奏”的脾性，1951年的爭議便被無限放大。

值得一提的是，羅厚福始終與李先念保持坦誠。授銜名單下達時，他并未去電老首長訴苦，只在給42軍老戰友的信中寫了句：“組織有組織的考慮，咱就安心干活。”有意思的是，1956年春，李先念在武漢主持財經會議，還特地抽空去看他，兩人關起門聊了整整一個小時。據警衛回憶，最后李先念站起來，用湖北口音拍桌子：“老羅，這幾年你憋屈，賬我記著，總會有說清的一天。”

說清，卻始終沒有等來。1964年，軍隊第二次大規模審干，本應是好機會，可羅厚福被“身體不好”暫時安排休養。1969年部隊精簡，他主動申請留守省軍區，主管民兵訓練，還自掏腰包給貧困烈屬買布票。有人勸他：“都這個年紀了，何必還較勁？”他笑道：“打仗時候命都豁出去了，分這點力算什么。”

再把日歷翻到1975年。趙辛初來到病房，羅厚福吃力地從枕頭下摸出筆記本，翻到夾著的一頁，紙角已磨得發毛，寫著幾個大字：“五一年的事，到底對還是錯？”趙辛初沉默片刻，只能輕輕握住老人的手。黃昏時，羅厚福呼吸愈發微弱，妻子俯身貼近，他艱難擠出最后一句話：“麻煩組織，給我個結論。”話音落下，他的手指緩緩垂下。

噩耗傳出，武漢數千名干部戰士自發到殯儀館送行。靈車前，幾位將軍脫帽默哀，其中就有當年的那位中將。他抬頭看著遺像，眼圈通紅：“羅部長，這頂星我替你戴著，可您的清白得有人替您討回來。”

1978年，中央批準為羅厚福恢復副兵團級待遇，撤銷1951年全部處分；隨后，湖北省委在《解放軍報》上刊文說明原委：工廠一案因政策界限模糊，處理失當，予以平反。至此，老戰士的心愿終于有了正式結論。可惜，人已不在，只余一座青山作證，和那雙曾扛過大旗的胳膊，永遠停在了歷史照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