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理丨沙灘文化中鋤經堂的“經”

位于遵義市新蒲新區的樂安江蜿蜒如帶，環抱黔北一隅形似古琴的沙洲，這方被當地人喚作“琴洲”的土地，便是以“求是求誠，鋤經興邦”為文化內涵的沙灘文化發源地。

鋤經堂外觀

這座從私家書齋到公益圖書館的建筑，其“經”不僅刻在匾額之上，更寫在耕讀傳家的歲月里，藏在經世致用的初心間，活在薪火相傳的新時代。

一

鋤經堂的“經”，是耕讀互濟的生存智慧。

鋤經堂藏書

明萬歷年間，黎氏始祖黎朝邦遷居沙灘，在這片“改土歸流”后的蠻荒之地，以“戴月著犁鋤，櫛沐風露雨”的勞作，搭配“詩書舊生涯，功名行潦水”的堅守，奠定了家族基業。第八世黎安理取“帶經而鋤”之意命名書齋，既暗合“耕者食其力，讀者明其理”的古訓，更將儒學“修身”理念融入日常勞作與治學。

在交通閉塞、文化匱乏的黔北山區，耕作是安身立命的根基，經書是精神富足的源泉，二者如同樂安江的雙流，在沙灘村交匯成獨特的文化生態。黎安理“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的苦讀，黎恂“以進士為讀書之始”的境界，詮釋著“讀經如鋤地”的深意——耕地需深耕細作方有收獲，治學需日積月累方能有成。

這種不廢耕織、不輟讀書的傳統，讓文化基因在田壟與書頁間代代相傳，使偏遠山村走出了“西南大儒”鄭珍、莫友芝，走出了開眼看世界的外交家黎庶昌，成就了“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的文化傳奇。

二

鋤經堂的“經”，是開放共享的文化胸襟。

鋤經堂“講解員”黎鏡正在給游客講書齋歷史

1821年，黎恂從浙江桐鄉丁憂歸鄉，帶回三萬余卷圖書，使鋤經堂藏書規模躍居貴州之首，是當時官辦貴山書院的十倍之多。可貴的是，這座私家藏書樓并未束之高閣，而是向族中子弟、鄉鄰學子乃至遠方友人開放，成為黔北大地的文化燈塔。鄭珍因仰慕藏書舉家遷來，莫友芝隨父投奔研學，三家子弟在此同窗共讀、論道著述，形成了“鄭莫黎”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

黎氏家族深知“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更明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傳播與交流。這種開放精神，讓封閉山區與外界文明相連，使沙灘成為“冠冕全黔、名噪一時”的文化高地。即便歷經1861年匪患焚毀的浩劫，即便現存規模僅為鼎盛時期的六分之一，這份共享初心始終未改。

如今，黎氏后裔從香港捐贈的萬余冊圖書跨越山海而來，社會各界的捐贈讓藏書重回三萬冊規模，公益圖書館的開放姿態，正是對先賢文化胸襟的當代延續。

三

鋤經堂的“經”，是經世致用的家國情懷。

沙灘文化陳列館

沙灘學者從未將經書讀成故紙堆，而是以“求是求誠，鋤經興邦”為圭臬，在治學中堅守良知，在實踐中報效家國。鄭珍考據訓詁必追本溯源，編纂《遵義府志》被梁啟超譽為“天下府志第一”，更著《樗繭譜》助力桑蠶業發展，將學問化作濟世之策；莫友芝潛心版本校勘，以《黔詩紀略》存續鄉邦文脈，用畢生踐行學術純粹；黎庶昌出使英法等國，既搜求散佚古籍，又撰寫《西洋雜志》引介西方文明，成為貴州走向世界的先驅。

他們用行動詮釋了“經者，治世之良方”的真諦——經書不是逃避現實的避風港，而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指南針。這種將個人學識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的精神，讓鋤經堂的“經”超越了單純的學術范疇，升華為憂國憂民的責任擔當。

正如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顧問曾祥銑所言，“鋤經”是沙灘文人的生活常態，“興邦”是他們追求的最高目標，這份信念讓文化血脈始終與民族命運同頻共振。

四

鋤經堂的“經”，是守正創新的時代傳承。

舉辦“九九重陽曬詩會”

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過去，而在于在時代浪潮中煥發生機。如今的鋤經堂，在黎氏后裔的修繕下重現古貌，VR全景導覽、文獻數字化讓古籍“活”在指尖，線上“云參觀”打破了時空壁壘，使沙灘文化觸達更廣闊的天地。

“六月六曬書節”從防潮防霉的實用習俗，演變為典籍交流的文化盛會；“九九重陽曬詩會”作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村民與學者圍坐論詩，延續著雅俗共賞的文化傳統。

更令人欣慰的是，“鋤經”精神走進校園，遵義市第十四中學開設“鋤經班”，沙灘文化小學創辦詩歌特色班，“求是求誠”的治學態度與“興邦報國”的責任擔當，正融入青少年的成長軌跡。從私家書齋到公益圖書館，從鄉鄰共讀到家國情懷，從傳統曬書到數字傳播，鋤經堂的“經”在守其精髓、變其形態中，完成了從歷史到現實的價值轉化，為鄉村振興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動能。

站在鋤經堂前，陽光穿過雕花窗欞，落在整齊的書架上，書香與老宅的木香交織成歲月的芬芳。鋤經堂的“經”告訴我們：真正的文化瑰寶，既要扎根歷史的土壤，堅守精神的內核；更要擁抱時代的陽光，創新傳播的方式。當“帶經而鋤”的勤學精神與當代教育相融，當“開放共享”的文化胸懷與數字技術相遇，當“鋤經興邦”的家國情懷與民族復興同向，這方黔北土地上的文化密碼，必將在新時代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為中華文脈的綿延不息寫下生動注腳。

來源：遵義宣傳 作者：趙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