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警衛胡長保，為救毛澤東而犧牲，臨死前仍說：祝革命勝利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的拂曉，川西高原依舊泛著寒意。山路被霧鎖得看不清三尺遠，先頭部隊小心踩著濕滑的竹葉，步槍上的冷光時隱時現。就在這樣一條狹窄的山脊上，毛澤東所在的行軍縱隊正向水子地方向前移。二十一歲的警衛班長胡長保走在距離毛澤東十來步的位置，他的眼睛不停掃向天空——過去幾天敵機的偵察盤旋得有點勤，空氣里彌漫著不尋常的緊張。

胡長保出生在江西吉水，家里是種田人。十六歲參加紅軍后，他先在軍委通信排任排長，跑電報、鋪線路、維護發電機樣樣拿得起。行伍里流傳一句玩笑：“胡排長走過的地方，電話線剛好比槍線快半步。”靠著這種穩準快，他被調進領袖身邊，當選警衛班長時不過十九歲。有人勸他說守首長沒前線刺激，他卻憨憨一笑：“保護好首長，也算打仗。”

長征之初，毛澤東在黨內話語權受限，胡長保卻始終把“主席”掛嘴邊。任務間隙，他常跟戰友說：“你們看著，打著打著就會聽主席的。”這種篤定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多年耳濡目染所得的判斷。果然，貴州猴場會議扭轉局面那晚，毛澤東開始重新掌舵。夜里落雪，氣溫逼零下，胡長保跟小曾、陳昌奉三個后生提著馬燈找來一罐“醪糟”，想給主席添點熱乎勁。毛澤東瞧見那碗甜酒，先是笑，隨后輕輕擺手：“先渡烏江才算過年。”幾句平淡話，讓三個青年激動得連夜忙打背包——那是胡長保第一次在風雪中體味到“戰略決心”四個字的分量。

進入四川后，大渡河畔的激流與懸崖把紅軍逼到極限。強渡安順場、飛奪瀘定橋，每一步都與時間賽跑。胡長保白天警戒，夜里還要輪值守帳篷，無暇顧及腳底潰爛。有人問他疼不疼，他聳肩：“走得快，痛點也追不上我。”渡河成功當晚，毛澤東握住他的手，簡單一句“辛苦”，足以讓這位年輕的班長樂好幾天。

六月初，隊伍在花嶺坪小憩。彝族向導結束護送任務，胡長保把繳獲來的駁殼槍塞給對方：“誰敢欺負，你就抬手。”那位向導紅了眼眶，說要回去組織游擊隊。旁人聽著感慨——長征不僅連接了遠方，也點燃了沿途百姓的抗爭火種。

意外總在轉角。六月四日午后，隊伍剛出一個箭竹山坳，空中突現三架涂黃翅膀的敵機。轟鳴聲低沉而急促，顯然是帶著任務而來。胡長保抬頭一看，對陳昌奉打個手勢，兩人迅速呈前后扇面護住毛澤東。敵機第一次俯沖，沒有開火；第二輪卻直接扔下炸彈。尖嘯劃破山谷，石屑與泥土瞬間飛起。陳昌奉撲倒時只覺胸口一悶，等煙塵散去，他看見毛澤東身旁倒著滿身塵灰的胡長保。

彈片插入腹部，血并未噴涌，而是悄悄在體內淤積。胡長保臉色刷白，卻還努力撐起身子，低聲道：“主席快走，要緊的是行軍。”毛澤東俯身把他抱進懷里，吩咐衛生員上藥。鐘福昌解開藥包，紗布才往傷口覆上，鮮血已滲出大片黑紅。胡長保抬起眼，話語斷斷續續：“主席，我……跟不上了……祝革命……勝利。”最后的尾音黏在喉頭，像一截被風吹斷的號角。

時間只過了短短幾分鐘，山坡卻仿佛靜止。風不動，云不飄。毛澤東輕輕放下胡長保，取下隨身的舊夾被蓋住遺體，摘帽肅立。警衛班所有人一起呼喊“班長”，聲音帶著沙啞，回響在竹林深處。共事三年的同袍，就此永別。

按照行軍紀律，大部隊不得停留太久。簡單的掩埋后，毛澤東讓人把胡長保的鋼盔留在土堆，算作標記。轉身再走，他臉上看不見悲慟，只剩沉默。后來有人回憶，從花嶺坪到懋功這一段路，毛澤東常不由自主側頭，好像還在尋找那個總愛報告“情況正常”的身影。

胡長保犧牲時，正好二十一歲零幾個月。檔案里記錄他的姓名、籍貫、入伍時間，卻沒有留下照片。因為沒照片，軍委政治部烈士簿上的個人頁空白了相框。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研究長征的學者翻閱舊檔，才在一份口述材料旁邊寫下這樣一句補充： “衛士胡長保，死時微笑。”

說來殘酷，又令人唏噓。戰爭年代，保護領袖并不是影子般跟隨那么簡單；那意味著，在千鈞一發時要替領袖擋住最鋒利的刀火。一張生命與歷史的賭票，胡長保押在那一刻，后世才得以記住沙場外的靜默英雄。

胡長保犧牲后，新的警衛班長很快補位，但老班長的規矩卻流傳下來：行軍再疲憊，首長的水壺要裝滿；夜里再冷，槍膛里的機油也不能結凍。每當路過竹林、峽谷、冰雪，老戰士們常說一句話——“胡班長在旁邊看著呢”。表面像句玩笑，實則是一份刻骨的紀念。

長征勝利到來時，毛澤東站在陜北清涼山眺望黃河。有人提起犧牲在途中、甚至沒來得及留下姓名的警衛員，毛澤東點點頭，只說兩字：“記得。”這兩個字，不高亢，卻重如山岳，包含著對胡長保這樣的青年所付出的全部肯定。

從十六歲跟隊伍出發，到二十一歲血灑川西，一萬公里征程，胡長保見證了隊伍由困頓到轉折，也用自己的倒下為這條道路寫下注腳——有人負重前行，才能換來后方的星火燎原。歷史書里他的篇幅并不長，卻足夠閃亮；因為最后那句“祝革命勝利”，已經把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緊緊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