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聲明:內容取材于網絡
2004年,牛群身陷“裸捐”“欠債”風波,事業和名聲雙雙陷入谷底。走到這一步,可以說都是牛群自己一意孤行造成的,不僅晚節不保,而且還給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
但讓人感動的是,就在很多親朋隔岸觀火,等著看牛群笑話的時候,妻子劉肅卻選擇了挺身而出,竭盡所能的和丈夫共度難關。兩年之后,塵埃落定,牛群時隔四年再次站在了春晚的舞臺上,可就在這個時候,已經50歲的劉肅卻突然向牛群提出了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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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淚流滿面,不禁想到了結婚時和妻子的約定——相互支持,相互犧牲。走到這一步,已經快60歲的牛群似乎明白了什么……
但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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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0歲的劉肅和牛群一起經歷了25年的風風雨雨,結果他毅然決然地提了離婚,心里倒是挺淡定的。她啥財產都沒要,也沒爭兒子的撫養權,幾乎是“空手而出”,就是為了能換來一個屬于自己的后半生。
倒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是個集體主義高于一切的年代。25歲的牛群,一個沒受過系統科班訓練的文工團新人,硬是憑著一股子闖勁兒,敲開了曲藝編劇劉學智的大門。這一敲,不僅敲來了手藝,還把師父家那位才華橫溢的大女兒劉肅給“敲”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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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才子佳人,本該是勢均力敵。但在1982年那個領證的日子,牛群干了一件即使放在今天看也相當炸裂的事兒。
為了趕在父親忌日當天完成人生大事以告慰亡靈,這初衷沒問題。問題是那天他有演出。換做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成年人,要么推演出,要么改日子。牛群的腦回路卻清奇得很,他找了個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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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找了個身形相仿的朋友,代替自己去民政局陪劉肅領證。這事兒后來成了圈子里的笑談,大家嘻嘻哈哈也就過去了。但這不僅僅是笑料,這在心理學上是一個典型的“價值排序”信號。在婚姻契約生效的第一秒,牛群就用實際行動告訴劉肅:我的事、我的情緒、我的演出,永遠排在你的感受之前。
這就像簽了一份霸王條款,甲方可以隨時因為“不可抗力”缺席,而乙方必須全天候待命。這場錯位的婚禮,為此后幾十年的“喪偶式”付出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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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生活,表面看是夫唱婦隨,實際上是劉肅在單方面進行風險投資,而且回報率極低。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電視的普及,相聲行業迎來了黃金爆發期。牛群搭上了馮鞏這趟順風車,本該是積累家庭財富、穩固后方的最佳時期。可偏偏這個男人,患上了嚴重的“職業多動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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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迷上了攝影。在那個大家還在為溫飽奔波的年代,攝影是極其昂貴的“貴族運動”。一臺進口相機,價格相當于普通工人幾年的工資結余。為了滿足丈夫這個昂貴的嗜好,劉肅二話沒說,把家底刮得干干凈凈,湊出了那筆巨款。
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經濟學里有個概念叫“機會成本”。這筆錢本可以用來改善居住環境,可以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儲備,但全變成了牛群脖子上那個用來炫耀的“長槍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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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絕的是,他還要求劉肅辭職。劉肅是誰?她不是依附于人的凌霄花,她是正兒八經的文化單位職工,有才華、有前途。但在那種“為了丈夫事業”的宏大敘事壓迫下,她妥協了。辦理離職那天,她一路哭回家。那眼淚里流掉的,不只是一個鐵飯碗,更是她在家庭中平等對話的經濟基礎。
從那一刻起,她失去了議價權,徹底淪為了牛群各種突發奇想的“兜底方”。如果說玩攝影、折騰足球還只是小打小鬧,那么千禧年后的“蒙城縣長”事件,則是把整個家庭推向了破產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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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年男人都有個“仕途夢”,覺得自己能治國平天下。牛群也不例外,放著好好的相聲不說,非要去安徽蒙城當掛職縣長。這一去,不僅是物理距離上的分居,更是心理防線的崩塌。
為了那個“造福一方”的虛名,他把家扔在了北京。過年不回家,劉肅只能帶著兒子千里迢迢去蒙城“反向團圓”。到了那一看,堂堂名人的宿舍里只有清湯寡水。大年三十,母子倆就著火腿腸吃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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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的牛群,沉浸在自我感動的幻覺里。他覺得自己是焦裕祿,是海瑞。為了給特教學校籌款,他讓劉肅在北京到處刷臉,頂著寒風挨家挨戶求名人題詞。妻子在北京像個討債的,他在蒙城像個散財童子。
最瘋狂的一幕發生在2002年左右。面對外界對他“中飽私囊”的質疑,為了自證清白,牛群宣布“裸捐”。注意,這個“裸捐”不是捐他自己的私房錢,而是把包括房產、存款、甚至未來收益在內的所有家庭共同財產,全部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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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和道德的雙重維度來看,這都是一種極其自私的行為。家庭財產是夫妻共有資產,其中一半屬于劉肅,更別提這里面還包含了孩子未來的教育基金和老人的贍養費。為了洗刷自己身上的污點,為了給自己立一塊“道德豐碑”,他毫不猶豫地犧牲了妻兒的生存安全感。
這就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在作祟——用家人的血肉,來鑄造自己的金身。如果故事到這里結束,劉肅可能也就是個悲情的傳統女性。但她在故事的結尾,給了所有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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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的豪賭最終崩盤了。生意失敗、債務纏身、名譽掃地。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縣長,灰頭土臉地回到了原點。這時候,債主上門,昔日的吹捧者作鳥獸散。按理說,這時候是離婚的最佳時機。但劉肅沒有。
她拿出了最后的義氣。她陪著牛群還債,幫他處理爛攤子,甚至厚著臉皮給馮鞏打電話,給丈夫求來了一個重新上春晚、演電影的機會。她像一個最負責任的危機公關經理,幫這個即將倒閉的“牛群無限公司”完成了資產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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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2006年、2007年,牛群還清了債務,重新在演藝圈站穩了腳跟,一切似乎都要好起來的時候,劉肅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為什么?因為在她的賬本里,這是一次徹底的“止損”。她在牛群最落魄的時候不走,是為了道義,是不想落井下石,這是她作為人的體面。但當危機解除,她必須離開,因為這個男人已經在精神上徹底透支了她的信任。她不僅是妻子,更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她不需要一個只在落難時才想起回家的浪子,也不需要一個隨時可能把家當賭注的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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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離開,不是因為“貧賤夫妻百事哀”,而是“看透風景后的決絕”。如今,時光的濾鏡褪去,兩人的晚年生活成了最諷刺的對照組。
離開牛群后的劉肅,活成了很多女性羨慕的樣子。她重拾筆桿,做回了編劇,才華不再被鍋碗瓢盆掩埋。攝影、瑜伽、旅行,那些曾經為了省錢給丈夫買相機而放棄的愛好,如今填滿了她的生活。她把當年錯位的賬,一筆筆都掙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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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牛群,這盤大棋終究是下輸了。退休后的他,雖然偶爾還能憑著老臉面走走穴,但身邊空無一人。相比老搭檔馮鞏含飴弄孫、拍段子自娛自樂的熱鬧晚年,牛群的日子顯得格外清冷。那棟本來屬于兩個人的房子,如今只剩下回聲。
人生這本賬,從來都是公平的。你年輕時在親密關系里偷的懶、耍的橫、透的支,到了晚年,都會變成孤獨和落寞,連本帶利地還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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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用半輩子的時間證明了一個道理:想做給天下人看的英雄,往往最后連給一個人當合格丈夫的資格都沒有。當劉肅終于做回了自己,牛群也終于嘗到了“獨自一人”的滋味。這或許就是命運給這段失衡婚姻,最公正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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