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三槍擊斃歹徒，抱炸藥包向外沖，救出28名幼兒，結局卻很遺憾

2009年3月15日清晨，鄭州殯儀館外，春寒料峭。黑壓壓的人群默默排隊，只為送一位48歲的女警最后一程。她叫王玉榮，名字不算響亮，可在不少刑警眼中，她是可以“頂半支隊”的狠角色。

氣氛壓抑得讓人透不過氣，卻有人小聲嘀咕：“咱們今天要不是她，當年的孩子還在不在都說不準。”一句話，把記憶的閘門掀開——那是1996年12月18日午后，鄭州上空飄著細雪，車站分局的電話鈴急促刺耳，一起劫持案件打破了城市原有的節奏。

報警人語速極快，信息卻足夠致命：歹徒綁著炸藥包占據幼兒園教室，挾持28名幼兒與兩名教師，勒索50萬元，否則同歸于盡。按照當時炸藥爆炸威力估算，方圓二十米都會被夷為平地——這可是市中心地段，趕來圍觀的群眾起碼上萬。

指揮部第一道命令并非強攻，而是“先摸清底細”。原因簡單：一旦盲目突入，炸藥被瞬間摁下，孩子別說救，能留下完整遺體都難。經快速研判，需要一名女警偽裝成“保育員”進入現場。放眼整條戰線，既熟悉刑偵要領又懂心理疏導的女性屈指可數，王玉榮成了唯一人選。

她當時正在站前派出所做案卷整理，接到電話，五分鐘沖進指揮部。換上洗得發白的圍裙，她只留一句“走一個成功一個”，便低頭擠進挾持現場。離歹徒三米，她就嗅到濃烈火藥味，電雷管線圈在男人腰際，起爆器緊握右手。對方戴頭盔、口罩，視線里露出一雙血絲布滿的眼，看得人心里直發毛。

“孩子病著，我得拿藥。”她抱起一個瘦小的男孩，語調放緩。歹徒晃了晃起爆器，猶豫片刻，揮手示意可以出去。就這幾秒，王玉榮把教室格局、歹徒走位、炸藥線長短一口氣全部記在腦里，轉身飛奔到臨時指揮車，邊喘邊畫草圖。

隨后，她帶著一把已打開保險的54式手槍和幾盒感冒藥折返。歹徒走近想查看藥品，槍口瞬間頂住他人中，三聲悶響打斷了他的神經反射。有人后來問她為什么要連開三槍，她只回一句：“搶時間，也搶命。”歹徒倒地，起爆器滑落，電雷管仍連著炸藥包，危險并未解除。

她撲上去壓住炸藥，外援聞聲破門。就在隊友準備拆線時，王玉榮干脆把三公斤重的包裹抱在懷里，一路狂奔到操場中央，重重摔在空地。那一刻，全園的哭喊、驚叫、掌聲混作一團，上萬群眾圍在警戒線外爆發出潮水般的吶喊，場面極度震撼。

“三聲槍響”的新聞廣播當晚登陸《新聞聯播》，成了無數人茶余飯后的談資，也讓“女警到底能不能上火線”的爭論戛然而止。值得一提的是，事后勘驗炸藥量相當于3枚手榴彈，若當場引爆，極可能造成三十余人死亡、上百人受傷。

榮譽接踵而來，王玉榮卻幾乎謝絕采訪。她說過一句很實在的話：“當天在場的誰都沒退縮，不是我，也會輪到別人。”可能正因這份純粹，她在之后的十二年刑偵生涯里，雷厲風行得讓癌癥都追得氣喘。

2001年底，她被診斷為乳腺癌晚期，醫生下了“半年存活”的結論。普通人或許會消沉，她卻趁治療間隙翻案卷、寫筆錄，手背插著輸液針，眼里盯的是嫌疑人軌跡圖。三年后病情穩定，她遞交返回前線的申請，理由只有兩個字：“想案子。”

手術后右臂抬舉受限，她就拿啞鈴“死磕”肌肉；跑嫌疑人老巷子時氣短，她干脆跟技術員背氧氣瓶上樓。有人勸：“歇歇吧，功勞簿早夠寫本書。”她笑笑，“案子沒自己結，心煩。”2004年至2007年，她帶隊破獲千余起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四千七百多人，追回損失數百萬元——數字枯燥，卻是真金白銀和老百姓的安全感。

遺憾也隨之而來。2007年初，癌細胞轉移至腦部，她做了四次開顱手術，臉腫得連家屬都認不出來。術后說話含糊，卻堅持簽字：“可上班就上班，不用照顧情緒。”2008年秋，病情加重，她提前備好警監制服，卻再也無力穿上。

臨終前，她低聲交代：“人總得歸隊，別替我難過。”短短一句，讓在場護士紅了眼。2009年3月14日晚，王玉榮停止呼吸。第二天，鄭州街頭自發掛起橫幅，一位當年被救的孩子帶著花，悄悄在靈車前放下寫有“王媽媽”的卡片。

有人統計，中國公安史上，女性在正面突擊中擊斃持爆炸物歹徒的案例，目前仍只有這一例。王玉榮從未自詡傳奇，可她用三顆子彈、一個“抱跑”動作，為28個家庭撐起了此后漫長的平凡歲月——這就是她留給世界的全部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