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晚年透露彭德懷一事：他之所以對這事這么著急，跟這有關系

1966年10月24日深夜，北京西山燈火稀疏。剛參加完“兩彈結合”匯報的周恩來與聶榮臻匆匆回到作戰室，桌面上一摞從戈壁發來的電報尚帶硝煙味。就在這一夜，錢學森在靶場給總指揮部發回最后一行字——“成功概率九成”。九成，看似穩妥，卻仍留下一成不確定。毛澤東遲遲不肯在命令書上落筆，氣氛凝重。人們看不見的是，另一條線索早已在十年前靜靜展開：彭德懷為何對導彈工程如此迫切，這恰恰是錢學森晚年愿意反復講起的話題。

時間回撥到1952年12月，彭德懷結束對朝作戰回到板門店前線指揮所。那一晚，美軍B-29在志愿軍陣地上空反復盤旋，破片彈雨像鐵風掃過山頭。正在觀察陣地的彭德懷不得不俯身閃避。片刻后，他對身邊警衛員說了句再普通不過的話：“鋼鐵再多，也攔不住天上的炸彈。”正是這種無力感，在他心里埋下導彈夢的第一顆火種。

1955年2月26日，北京玉泉山招待所，彭德懷見到剛剛回國的錢學森。“咱們能不能先搞一型射程五百公里的導彈？”他語速極快，仿佛抓住救命稻草。錢學森略一沉吟，掰著指頭列出三條：實驗隊伍、試驗場地、加工廠房。“美國用十年，咱們要五年。”彭德懷聽完，又追問一句：“材料靠得住嗎？”錢學森點點頭：“全國協同，問題不大。”短短幾分鐘，兩人把中國導彈雛形勾勒在茶幾上的稿紙上。

同年10月，中央決定籌建導彈研究院。聶榮臻任總負責人，彭德懷親自跑到內蒙古阿拉善草原選靶場。他不顧晝夜溫差，鉆進哈拉烏蘇舊土堡，拿望遠鏡測風速。當地牧民至今記得那位身材魁梧的將軍整夜守著火堆比劃彈道，眼睛被沙塵吹得通紅卻不合一下。

1957年春，蘇聯應邀派出專家組。數據資料帶來了，可關鍵圖紙留了白頁。赫魯曉夫一句“你們永遠造不出”傳到北京，像尖刺扎進每個人心頭。聶榮臻深夜致電彭德懷，電話那頭沉默片刻后，只回了四個字：“自己琢磨！”

緊接著，三百萬兩黃金調撥到南口機車廠；一批德才兼備的青年工程師從清華、北大被抽調進院所；還能飛的舊轟炸機拆成零件，只為摸清合金強度。就這樣，國家最困難的年份里，導彈研制沒有一天停下。農田歉收，口糧緊缺，彭德懷卻把更多火車皮讓給了靶場建設，一次掉淚地對工作人員說：“再難，也得先把天上的家伙攥在自己手里。”

1959年6月，莫斯科突然終止對華援助，專家全部撤回。那一天，靶場施工正卡在最關鍵的地基澆灌環節，圖紙都被帶走。彭德懷拍案而起：“人可以走，井孔留給我們！”幾小時后，加固方案用漢字重新繪制，翌日便繼續施工。這一年，廬山會議的風暴同樣襲來。會前，彭德懷把所有導彈計劃文件裝進公文包，鄭重交到聶榮臻手里：“無論如何，別讓它擱淺。”聶榮臻心底發涼，明白這或許是訣別囑托。

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中國首枚原子彈在羅布泊升起蘑菇云。三十分鐘后，地下指揮所里掌聲如雷，可錢學森卻若有所思。原子彈只是開始，真正讓戰場發生質變的是能把它推到千里之外的火箭。兩年后，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枚裝有核彈頭的中近程導彈準確命中戈壁靶標，世界輿論震動。錢學森當場寫下：“從此，中國領空將由中國人自己守護。”

1990年代，錢學森偶爾接待來訪學者，總有人問：是誰最早推動導彈事業？他不假思索：“彭德懷。”說到原因，他會提到朝鮮戰場的經歷：“他親眼見過志愿軍用步槍對轟炸機，怎么能不急？”有一次，他補充一句：“假如沒有那股逼迫感，我們的時間表也許要后延多年。”

這番評價揭開了彭德懷少為人知的一面：在戰術指揮家之外，他還是中國導彈工程最早的政治保障者。正因為親歷過空中火力壓制的屈辱，他明白落后裝備意味著什么，所以寧可自己晝夜兼程，也要讓科研人員多一天準備。

回看那段歷程，中國科技體系尚在襁褓，糧食票都要排隊才能換。導彈、核彈、衛星三線并進，無處不在與時間賽跑。彭德懷的急迫感，源自戰火中的直覺：國家安全決不會留給別人壟斷。錢學森晚年不斷提起此事，無意粉飾個人功勞，而是提醒后來者記住，一切技術突破都從危機感起步。落后挨打不是口號，是無數士兵在異國山頭流出的熱血。他們看過炮火，看懂速度，才把壓力全部傾注在火箭尾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