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高福利社會，快被中國制造干廢了，為何仍咬牙堅持不愿放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截至2025年底，德國工業產出已連續四年呈現負增長態勢，全年企業破產案例激增至17604起，創下過去二十年來的最高紀錄，直接影響就業崗位達17萬個。

與此同時，中國工業增加值持續穩固在40萬億元以上水平，穩居全球首位，這一領先地位已延續整整十五年。

有人將歐洲制造業的持續低迷歸因于中國工業的快速崛起，這種看法顯然顛倒了因果關系！

歐洲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并非源于外部競爭壓力加劇，而是其高福利體制與經濟基本面長期脫節所必然引發的結果；中國制造業的強大，只是加速揭示了這一內在矛盾。

我最初真正察覺到“歐洲制造業出了問題”，并非通過統計數據，而是一位深耕德國供應鏈領域的朋友親口講述的經歷：他們公司試圖與本土一家中型零部件制造商建立合作，談判歷時三個月，價格分歧尚可協商，最令人頭疼的是對方始終無法承諾明確交貨周期。

能源成本頻繁上調、工會反復談判、鐵路系統罷工導致物流中斷……朋友直言不諱：“不是他們技術不行，而是整個運作體系讓人不敢把關鍵訂單交給他們。”

這句話精準戳中了歐洲當下困境的核心：許多人習慣性地將制造業衰退歸咎于“中國產品太具競爭力”，但事實恰恰相反——真正的癥結在于歐洲自身正深陷一個日益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困局。

曾幾何時，歐洲的福利制度被視為全球典范：全民醫療、完善養老、失業保障、帶薪長假等政策極大提升了民眾生活質量，也維系了社會的整體穩定。然而這套體系要持續運轉，必須依賴一個堅實基礎——即強大的實體經濟源源不斷地提供財政支撐。

遺憾的是，近年來歐洲的現實卻是人口結構加速老化、福利負擔不斷加重，而工業盈利能力卻日漸萎縮。

以德國為例，其福利支出占GDP比重已達極高水準，財政支出如同滾雪球般越積越大。與此同時，醫保資金缺口擴大、公共財政赤字攀升、老齡化速度加快等問題接踵而至。

整個歐盟亦面臨相似處境：多國財政赤字與債務水平突破警戒線，這并非短期波動所致，而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累積爆發的表現。

不妨用家庭作比方：過去家里經營一家工廠，收入穩定可觀，自然有能力承擔老人贍養、子女教育和突發疾病支出。

可如今工廠訂單減少、運營成本上升，家庭開支卻仍在增長，尤其是老人醫藥費用逐年增加。此時若仍堅持維持原有生活水平，已非理想主義，而是無視現實的硬撐。

不少人誤以為歐洲制造業衰落是因技術水平退步或產品質量下滑。實則不然。歐洲依然具備制造高端裝備、精密機械、汽車底盤及特種化工材料的能力，這些核心能力并未消失。

真正的挑戰在于：當今全球制造業的競爭，早已不只是“能不能造出來”，更在于能否實現“穩定、高效且可控”的生產流程，以及最終產品是否仍保有合理利潤空間。

當前歐洲正面臨三重嚴峻制約：

第一重是成本壓力。無論是能源價格、人力薪酬，還是環保合規、稅收監管等方面的開銷，均處于高位。高昂本身未必致命，但當企業利潤率被持續壓縮至臨界點以下時，成本便成了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企業終究不是慈善組織，不可能長期虧損運營以維系某種情感寄托。

第二重是運行效率。歐洲普遍實行較短工時與較長假期制度，從生活品質角度看無疑是優越的。但從產業競爭視角來看，當外部對手擁有更快交付節奏與更強產能彈性時，歐洲便處于明顯劣勢。尤其是在電動化、智能化等技術迭代迅猛的領域，稍慢一步就可能徹底掉隊。

第三重是不確定性風險。頻繁罷工、政壇博弈、政策朝令夕改等因素，使供應鏈規劃與企業戰略變得異常脆弱。客戶對工廠最基本的要求無非三點：按時交貨、品質可靠、成本透明。只要其中兩項常出現波動，就會逐漸被市場邊緣化。

因此我們看到一種典型現象：許多跨國企業在德國、法國等地的本土業務持續承壓，但在海外分支機構反而實現盈利。企業并非盲目決策，哪里營商環境更優、回報更高，資源自然向哪里傾斜。裁員、產線關閉、生產基地外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逐步推進。

說得更直白些：如果中國制造的優勢僅停留在“價格便宜”，歐洲本可通過專注高端市場，依靠品牌影響力和技術壁壘維持地位。

但中國真正令人警惕之處在于，它不僅能夠制造，更能實現“系統化協同式”制造。

何為系統化？意味著你打造一輛新能源汽車，不僅僅是電池組件成本低，而是從原材料供應、零部件配套、模具開發、生產設備、代工協作、物流配送，到工程師團隊配置與產品迭代機制，整條鏈條如同精密齒輪般無縫咬合。

今天提出設計變更，下周即可完成樣品驗證；訂單突然暴增，產能可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容；需要降低成本，不是單方面壓榨勞工，而是由上下游共同優化流程。

這也解釋了為何歐洲在電動化轉型過程中顯得被動——并非完全缺乏技術能力，而是研發投入不足、產業鏈協同遲緩、成本控制乏力、產品更新節奏落后，最終在市場競爭中節節敗退。市場從不關心過程艱辛，只看最終成果。

因此，“歐洲被中國制造擊垮”這類說法雖聽起來痛快，實則邏輯懶惰。真實情況是：歐洲自身行動遲緩、體制包袱沉重，而中國則步伐迅捷、產業體系完整，從而迫使歐洲不得不直面那些長期回避的根本性難題。

不過，歐盟并未坐以待斃。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系列工業振興計劃陸續出臺，碳中和協議持續推進，上千億歐元規模的政策工具包也被投放市場，旨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提升產業韌性。

但現實中存在兩大難以逾越的障礙：

首要難題是資金缺口。愿景宏大，但僅電網升級、工業數字化改造、清潔能源普及等項目，所需投入就達數千億歐元級別，屬于長期巨額支出。政府財力有限，寄望私人資本參與，但企業顧慮回報周期不確定，投資意愿偏低，進展緩慢。

更為棘手的是第二道難關：福利制度改革舉步維艱。福利議題在歐洲政治生態中屬于“雷區”。任何關于削減福利、延遲退休年齡或提高繳費比例的提議，都會立即遭遇政黨爭執、工會抵制乃至街頭抗議浪潮。

頻繁罷工不僅是社會矛盾的外顯，也會反向削弱產業信心。企業看到如此不穩定的環境，更加傾向于將生產線轉移至他國。

于是形成一種尷尬局面：所有人都清楚變革勢在必行，但真正推動改革時，卻無人愿意承擔調整代價。拖延之下，工業復蘇愈發遙不可及。

當制造業PMI長期徘徊于榮枯線下方，工業產出連續萎縮，企業破產數量攀升至多年新高，這已非短期波動所能解釋，而是經濟結構正在進行重新估值：其成本結構、生產效率、人口趨勢與財政模式，均已無法適配當前全球競爭格局。

歸根結底，歐洲的問題是一個數學公式的失衡：福利支出增速 > 實體經濟增長速度。二者之間的差額由誰填補？唯有借債、加稅，或進一步侵蝕企業利潤空間。三條路徑皆非易途，且每一條都會反過來削弱工業根基。

講到這里，話題不應止步于“歐洲怎么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從中汲取哪些啟示。

首先，社會福利固然重要，但其可持續性的根本依托始終是堅實的產業基礎與寬廣的稅基。脫離實體經濟支撐的福利，終將淪為無源之水、空中樓閣，遲早難以為繼。

其次，中國制造業今日的優勢，不能簡單歸結為“勞動力便宜”。真正的護城河在于產業鏈高度整合、響應機制敏捷、工程實施能力強。若想持續鞏固這一優勢，就必須加大研發投入、主導行業標準制定、拓展高附加值產品線。否則一旦遭遇貿易限制或技術封鎖，極易陷入被動局面。

再者，所有成熟經濟體都需警惕“路徑依賴”陷阱。歐洲并非不清楚問題所在，而是改革過程太過痛苦，利益阻力過于龐大。這也是所有發達社會共通的難題：當曾經的舒適區演變為沉重的成本區，你是否仍有勇氣邁出轉型的第一步？

歐洲制造業的寒意，表面上體現為訂單流失、工廠外遷與企業倒閉潮，深層反映的是一套曾被廣泛效仿的制度模式，在新時代背景下亟需重新校準。

將責任推給外部競爭對手固然輕松，但真正艱難的任務，是在維持社會福利可持續性與增強產業全球競爭力之間，找到新的動態平衡點——這才是歐洲必須解答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