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月14日,美國國會舉行了一場關于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聽證會,原本議題是討論如何推進美國的科技競爭力。
但沒想到,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卻在會上對一個早已被廢除的舊政策“念念不忘”,那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的臭名昭著的“中國行動計劃”。
克拉齊奧斯聲稱,拜登叫停這個計劃是個“巨大錯誤”,自己對此“感到惋惜”。
一句話,把政治意圖暴露得一清二楚,這根本不是為了科技安全,而是對無法再打壓華裔科學家深感不滿,聽證會該談的是AI,卻變成了一場舊時代偏見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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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齊奧斯
美方的狡辯
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最早在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主導推出,當時聲稱要“防范經濟間諜”“保護科研成果”,但實際操作卻完全變了味。
這個計劃瞄準的重點不是技術本身,而是人,尤其是那些在美國科研機構工作的華裔學者。
這個政策一開始就帶著明顯的歧視標簽了,只要有華人背景,或者和中國的高校、科研機構有合作,就容易成為調查對象。
很多人并沒有違法行為,但因為“身份敏感”就被盯上,司法部門甚至制定了任務指標,各地需要定期上交涉華案件,像是在完成某種“政績考核”,這種做法,讓人警覺,他們不是在找間諜,而是在找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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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齊奧斯在聽證會上提到“中國行動計劃”被取消后,美國在“防范外來威脅”方面失去了抓手。
但他說的“外來威脅”,其實并沒有什么確鑿證據,大多數案件到最后都不了了之,或者直接被法院判定為無罪,換句話說,這個計劃并不是打擊間諜的有效工具,而是變成了針對特定人群的政治工具。
當年特朗普政府推進這個計劃時,打著國家安全的牌子,實際上卻在制造寒蟬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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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華裔科學家在這種高壓環境下變得謹慎,甚至選擇退出研究或回國發展,而像克拉齊奧斯這樣的人,如今還在懷念那段可以隨意審查、隨便起訴的時期,顯然是對權力失控的不舍。
不是為了安全,是用身份做判斷
這場風波的根本邏輯就是美國部分政客不愿意接受中國科技實力提升這個現實,于是就把“技術交流”說成“竊取情報”,把“國際合作”說成“間諜活動”,而判斷的標準,往往不是行為本身,而是背景和身份。
“中國行動計劃”實施初期,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頻繁介入高校、實驗室,對華裔學者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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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只是因為在簡歷中沒有填寫某次與中國的合作經歷,就被懷疑隱瞞信息,甚至受到刑事起訴,有些人最終被法院判定沒有違法,但他們的名譽、職業和生活早已被毀掉。
一旦被卷入其中,不管有沒有違法行為,很多人都很難恢復原狀,他們被學校停職、科研經費被叫停,甚至被輿論當成“潛在間諜”。
這種審查方式,不是基于事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有罪推定邏輯,完全背離了司法應有的客觀和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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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政策就是在這種邏輯下運行的,不問過程、不看證據,只要能操作就立案,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破壞了美國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和法律制度。
而現在,克拉齊奧斯還在為這個計劃“抱不平”,更像是在對失去控制感表達不滿。
這背后的真正焦慮,其實是對中國在科技領域不斷追趕、甚至在某些領域取得領先感到不安,他們擔心的不是安全漏洞,而是失去了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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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惋惜”,暴露了政治底色
一個被廢除的政策,早該翻篇,但克拉齊奧斯卻公開為它“抱屈”,這其實是一種立場的釋放。
他并不遮掩自己對那套有問題的政策體系的依賴,甚至還試圖為它找合理性,這說明什么?說明在他眼中,權力比規則重要,身份比行為重要。
這也反映出一個更大的問題,美國一些政客在面對中國科技進步時,選擇的是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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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無法接受中國在科研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就想用行政審查和政治打壓來阻止交流,他們不去問“該怎么提升自己”,而是想著“怎么限制別人”。
政策的邏輯也由此變得越來越極端,從“防范風險”變成“禁止合作”,從“保障安全”變成“身份篩查”。
這種政策一旦成型,就很難不影響整個科研環境,甚至動搖了美國學術界的根基。
在這種氛圍下,許多華裔科學家開始自我審查,有的人干脆選擇離開美國,而這些人才的流失,恰恰是美國科技競爭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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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美國自己的人才體系出了問題,不是因為有“間諜”,而是因為政策本身制造了敵意,當一個國家不再歡迎全球人才,而是用“來自哪里”來決定“能不能留下”,那它自然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美國的焦慮,是自己跟不上
克拉齊奧斯的“惋惜”,實質上是一種心虛的表現,他不是在擔憂國家安全,而是在表達對美國科技競爭劣勢的不安。
過去幾十年,美國在科技領域確實處于領先地位,但如今,中國在多個關鍵領域快速發展,已經打破了原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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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的一部分政客,卻不愿意面對這一現實,他們習慣了掌控全球技術標準的地位,現在看到中國在人工智能、新能源、通信設備等領域不斷取得成果,就選擇用打壓的方式來“制衡”,但這種方式,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只能通過限制他人來維持優勢,那么它的優勢注定是脆弱的,真正持久的領先,是建立在制度、教育、創新環境等基礎上的,而不是靠打壓對手來實現的。
如今,美國高喊“科技自主”,但卻在政策上自設障礙,一邊想挽留人才,一邊又用種族標簽排除一部分人群,這種矛盾,才是美國科技生態最大的隱患,而所謂的“中國行動計劃”,就是這種矛盾的極端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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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齊奧斯的發言,其實也說明了一個問題,一些美國政客至今沒有意識到,科技競爭的本質是開放和合作,而不是設防和排他。
他們想通過回頭路來穩住局面,但這條路不僅走不通,還會讓自己陷入更深的困境。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那個已經被叫停的計劃,而是至今還有人對它念念不忘。
如果美國繼續用政治打壓替代公平競爭,用身份標簽取代證據標準,那么它不僅會失去全球科技話語權,更會失去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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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被誤傷的華裔科學家,他們所承受的沉默、恐懼與損失,才是真正該被記住的代價。
從這個角度看,克拉齊奧斯的話不是“惋惜”,而是一種提醒,當偏見被當成政策依據,真正受傷的,是一個國家本應最寶貴的信任與理性。
參考信息:
白宮科學顧問狡辯上了:不這么對中國,破壞力太大——觀察者網2026-01-15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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