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方面聽聞黃維被特赦，提出補發他27年薪水，黃維是什么態度？

1948年12月1日拂曉，徐蚌會戰硝煙未散。滔滔洪澤湖畔，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抬頭看了一眼灰白的天空，仿佛要從那層霧氣里尋到突圍的方向。炮聲滾滾，部隊已被切成數段，通往南京的大道被解放軍層層封死。就在這一天，這位畢業于保定軍校、被蔣介石寄予厚望的“名將”，結束了自己的國民黨軍旅生涯。

他是在押解途中才悟到自己不再是“黃司令”，而是俘虜。石家莊第一站的學習班，他一句話不說，成天抱著手稿琢磨所謂“永動機”。有人勸他配合改造，他擺擺手：“沒有證據表明我錯了，怎么認輸？”這一擰巴的脾氣，使他與1959年第一批特赦擦肩而過。看守長私下搖頭：“就他那倔勁，怕是要拖到最后。”

日子一長，機械原理研究讓他踩進了死胡同。簡易模型轉了幾圈便歇火，輪軸慣性、摩擦損耗，全是橫亙眼前的墻。這堵墻把他的自信一點點磨掉。管理所安排參觀北京、鞍鋼、長春，軋鋼機的轟鳴和稻田的翠綠提醒他，外面的中國早已脫胎換骨。“許多國民黨想做又做不成的，他們做到了。”他低聲說，這句話被同屋的戰犯記在了筆記本上。

進入七十年代，黃維開始給家里寫信。1973年，他要妻子蔡若曙郵寄《共產黨宣言》原文和幾本注解，還點名要德語版。監房里有人笑他“改旗易幟”，他不惱：“書讀明白了，才好辯是非。”就在這種緩慢卻堅定的變化里，他等來了1975年2月的特赦令。彼時他七十一歲，前一個月才因心梗在撫順醫院被從鬼門關拉回。

重獲自由后，他站在北京初春的風里，面對組織給出的三條路：留京頤養、回江西故里、或赴香港轉往臺灣。黃維沉默良久，選了第一條。組織安排他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任職，月薪二百元，按副部級待遇。故鄉的山水是親切的，可他明白“相看兩不厭”也需地方與民意的接納；至于對岸的召喚，他更是無意。

偏偏此時，臺北傳來口信：若黃將軍愿歸，即補發自1949年起拖欠的中將薪餉，折算約數百萬元新臺幣。“錢給再多，也是人情債。”他對女兒說，“一頭欠舊主知遇，一頭欠新政不殺之恩，我兩邊都不想虧負。最穩妥的，還是不走。”話講到此處，他端起茶盞，輕輕搖了搖，算是作結。

1976年，厄運突至。蔡若曙因久病與壓力，拂衣沉入北海靜心湖。黃維聞訊趕至，衣衫未解便縱身下水，終究未能救回。送別愛妻后，他將悲慟埋進工作。政協例會發言，他常直來直去：“抗戰靠的不只是八路，還有滇緬遠征軍，歷史不能寫成一張紙只涂一半。”同志們有人皺眉，有人點頭，可都知道這是老黃的老脾氣。

他從不遮掩對蔣介石、陳誠的私人感念。“我是黃埔學生，校長待我不薄。”至于郭汝瑰、廖運周，他見面就冷著臉。“不說話，眼神都像刀子。”巡視東北烈士陵園時，他向身邊的工作人員低聲嘀咕：“對手敬，內賊恨。”一句話夾雜了將門舊臣的復雜情感，全國政協后來在其評價里用了四個字：尊重感情。

1979年底，他隨政協考察團到上海。到了羅店，他執意一個人走進當年陣地。泥土里尚能揀到彈片，他用手帕包了幾塊，說要帶回去給孫子看看，“這不是失敗的紀念，是抗戰火種。”隨行人員只得由他。那天回來，他提到兩個愿望：一是官方公開肯定國軍抗戰；二是弭兵干戈，促成兩岸復歸。

1980年，大陸對臺廣播欄目《同胞須知》的男聲換成了他蒼老的鄉音。“我是黃維，曾誤入歧途，幸蒙共產黨包容……”短短三分鐘，竟讓對岸無數老軍人紅了眼眶。臺灣中廣立即插播新聞，“黃維已被共方赦免”，并派人經香港交口信，再次邀他赴臺。補發薪水的許諾從“數十萬”抬到“按中將全額”。他聽后只一笑：“人老了，折騰不起。再說，我的根在大陸。”

八十年代中，開放政策讓香港成了兩岸的中轉廳。黃維數次以探親名義赴港，與臺方老友相見。他捧著茶，對舊部林烈同說：“咱們能對面坐著，說明天下大勢在合不在分。”這句平實的話，后來在臺北軍人刊物被反復引用。而在北京，他仍舊準點去政協辦公室整理抗戰資料，一頁頁老兵名冊寫得工整。

1989年初，臺北方面再度發來正式訪問函。黃維忙著準備行裝，還把那包羅店舊彈片擦得發亮，打算帶過去。“給他們看看，抗日沒有誰是旁觀者。”他對秘書半開玩笑。不料三月上旬心口隱痛加劇，被家人送進協和醫院。醫生勸他靜養，他卻每天翻看行程單，連夜寫訪問提綱。20日深夜，他試圖下床按鈴，腳下一滑，摔倒在地，心臟驟停，無人察覺。

噩耗傳開，海峽兩岸均有惋嘆。臺北方面按承諾原本準備好的補薪支票，最終隨花圈一并寄來，信封上落筆八字：“舊雨難回，謹致哀思。”家屬婉拒接受，只收下挽聯。

2005年8月，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黃維長女黃惠南代父領取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章。她攥著那枚金色勛略，對記者說：“父親最掛念的是抗戰中犧牲的弟兄們，現在有人記得，他們會安心的。”臺下閃光燈連成一片，勛章在燈光中一晃，像當年淮海戰場上滾動的炮口火焰，又像兩岸波濤里忽明忽暗的航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