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陳景潤悔婚，中央領導專門打電話詢問，由昆：婚后決不拖累你

1978年3月，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全國科學大會拉開帷幕。一個略顯局促的身影站在領獎臺上，厚厚的鏡片后是一雙熬紅的眼睛，他叫陳景潤，時年45歲。那一刻，聚光燈打在他身上，卻照不進他的私生活；臺下的掌聲震耳，他卻惦記著草稿本上還未寫完的推導。

大會結束，媒體追著他采訪。有人問：“陳先生，您對婚姻有什么計劃？”他只擠出一句：“沒想過。”隨后疾步離場，把所有時間仍舊押在“2+2”命題上。他的世界，幾乎只能塞進數字與符號。

轉眼到1980年春，因過度勞累引發腸道出血，陳景潤住進北京301醫院。病房里，一位正在進修的軍醫注意到了這位沉默寡言的病人。她叫由昆，30歲，武漢軍醫學院畢業，干練、爽朗。查房時兩人偶有交談，話題永遠離不開健康與數學。陳景潤的臉上，第一次出現了不屬于函數與定理的微笑。

病好出院前，陳景潤做了件讓所有同事都跌破眼鏡的事——給由昆寫信求婚。信里不見浪漫辭藻，只有一句干巴巴的“盼來京商議終身”。同事打趣，他臉紅得像沒洗干凈的胡蘿卜。可由昆卻收拾行李，當月就北上。

火車抵京，意外突然發生。陳景潤臨陣退縮：“現在不談婚事，我需要全力攻關。”語氣冰冷得像冬天的北風。由昆怔住，手中的票根被捏成紙團。半個月婚假眼看就要浪費，她沒有哭鬧，只在墻角站了十分鐘，輕聲自語：“先別急，先看看。”

這一“看看”就是整整四十天。白天，她在軍醫總院聽課；夜里，照舊提著保溫桶去六平方米的小屋送飯。她沒說愛情宣言，只一句：“別忘吃藥，胃已經潰瘍了。”陳景潤偶爾抬頭，看見她把換下的襯衣疊得像標本，嘴唇動了動，卻又埋進稿紙。

有意思的是，研究所的同事看不下去了，輪流把陳景潤拉到走廊“開小灶”。一位老研究員勸道：“哥們，數學不反對結婚。”大家都笑，他卻陷入天人交戰。與此同時，中央負責科教工作的領導在電話里問候：“聽說陳景潤同志婚事有變動？具體情況要了解一下。”話不多，卻是關懷，更是催促。

由昆的假期眼看告罄，武漢那邊已打來催人電話。醫院領導反倒大度：“為了國家的哥德巴赫猜想，再多批你一個月。”玩笑般的批示，為這段感情爭來最后窗口期。

七月末的一個傍晚，由昆端著菜，站在昏暗走廊。陳景潤突然說：“你這么忙，干嘛天天跑？”由昆抬頭，語速很慢：“景潤，如果成家會妨礙你，我轉身就走；如果不妨礙，咱倆就在一起，婚后決不拖累你。”這一句撞進他的心臟，比任何數學引理都要直接。

八月初，所里再次組織談心會。有人半開玩笑：“老陳，再不結婚，我們都要給由醫生請功了。”陳景潤低著頭，指尖在本子上寫下日期——1980.8.25。他忽然合上本子，拉住由昆的手，用堅定卻帶顫的聲音道：“今天，我們結婚。”

當天，兩人去東城區民政局辦手續。沒有儀式，沒有戒指，只有一本結婚證和凌晨一點還亮著的辦公室燈。身邊同事打趣：“數學家求愛，也就這效率。”驕傲卻沒出口，陳景潤只是搓搓手：“她說婚后不拖累我，其實是我拖累她。”

婚后，新的生活節奏撲面而來。由昆每天6點起床，做好早餐再趕公交去醫院；晚上回來，守著臺燈補看專業文獻。陳景潤則把寫字臺挪到臥室，以免夜里翻紙聲吵到愛人。偶爾他被難題卡住，半夜站到陽臺吹風；由昆起夜看到，就遞上一杯溫水，沒一句多話。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5月，陳景潤被確診為腦血栓后遺癥，右臂時常顫抖。由昆白天做手術，晚上還得幫他按摩十指，翻譯外文資料。有人感慨：“是她讓陳景潤的數學生命延長了至少十年。”這話不算溢美，在那個醫療條件有限的年代，家屬護理的重要性被無限放大。

夫妻之間的相互攙扶，并未影響陳景潤的學術節奏。1983年，他完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補充論文，發表在《中國科學》上。記者追問他維持高強度工作的秘訣，他笑笑：“家里有軍醫坐陣，放心。”

1993年，陳景潤因病情惡化住進協和醫院。重癥監護室外，由昆整夜守候。朋友勸她歇歇，她搖頭：“他在前面沖鋒，我得在后面守著。”那份執拗，與13年前如出一轍。

1996年3月19日，凌晨三點，陳景潤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手邊依舊是那本寫滿密密麻麻算式的筆記本。由昆輕輕合上，轉身去辦出院手續——對，她選擇帶丈夫回家，遵從遺愿，讓他最后的時光不必躺在冰冷病房。

很多年后，友人問由昆：“當初若離開，北京的冬天對你來說會不會容易些？”她淡淡一笑：“我不是來過冬的，我是來陪他走完長路。”一句話，道出當年那通電話背后的重量：婚后決不拖累，竟成了她此生最重的諾言。

時代記住了陳景潤的學術高峰，也該記住由昆的平凡堅持。遼闊歷史中，科學家的榮耀與伴侶的無聲付出，往往互為支點。一紙悔婚信，差點改寫兩個人生；而一通來自中南海的電話，則在暗處補足了勇氣。回頭去看，那串復雜的數字方程里，其實也藏著一行小小的注腳——愛情能與科學并行，只要有人愿意把燈一直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