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清朝劊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來的腦袋無人問領

她是一名清朝劊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來的腦袋無人問領，就會被劊子手帶回到自己的家中，這些腦袋就會交由他的老婆處理。
這一年是光緒二十八年，老北京的街巷里，走過鄧家的門口，膽子小的都要繞道，誰家門口掛著三五個人頭骨？只有劊子手，可真遇上了，沒人覺得這是見怪不怪的事。
可鄧家的女人，照常把這些腦袋處理干凈，晾在自家屋檐下，和別人晾衣服沒什么區別。
說起來，鄧李氏的生活和別的女人不一樣，她不是官太太，更不是富人家的媳婦，她是劊子手的老婆，家里沒人敢多說話，外頭人也不敢多看一眼，可過日子就是這么過下來的，誰家也都要吃飯，不管家里多晦氣。
老鄧每次從衙門回來，背著個麻袋，別人家買菜，他家拎人頭，沒人要的腦袋，帶回來，交給她，她也不問是誰的，不打聽案子，不關心死者的來歷。
她只管把腦袋放進廚房的大鍋里，添上水，架起柴火，鍋開了，味道飄出去，鄰居們就又要背地里嘀咕，說這家人不怕報應。
可她哪兒管這些？鍋里咕嘟咕嘟地煮著，她用長柄刷子一點點把皮肉刷凈，再撈出來，攤在門口的架子上晾，太陽底下，骨頭晾得發白，沒人敢靠近。
她自己倒覺得沒什么，晾頭骨和晾鞋差不多，她打小干慣了粗活，見得多了，也不覺得有啥。
孩子們在院子里跑，她只叮囑一句：“別碰那些。”孩子們也不問為什么，家里規矩就是這樣，偶爾有外人來，看到這光景，嚇得臉發白，她連頭都懶得抬，心里只想著晚上還要淘米做飯，她的日子全靠這些腦袋撐著，別人嫌晦氣，她覺得是救命稻草。
有時候，老鄧在外頭喝酒回來，嘴里嘟囔著：“這行當，干一輩子也沒人瞧得起。”她聽了也不吱聲，只把頭骨收進屋里，轉手賣給來收的人，那時候，北京新式學堂多了，畫畫的、學醫的都需要骨頭做教具。
沒人愿意自家人做標本，也沒人肯捐尸體，她這門副業，正好填上了缺口。
買頭骨的人來得小心翼翼，都是些老師或者教習，來敲門，遞上銀子，她不多話，收錢，交貨，什么來路、什么身份，她都不問，她只知道，家里需要錢，孩子要吃飯，日子緊巴巴的時候，她甚至覺得這些腦袋比什么都值錢。
有一回，街坊王嫂在井邊遇見她，低聲說：“你家那活兒，真不怕晚上做噩夢？”她抬頭看了王嫂一眼，淡淡地說：“有銀子就行，夢不夢的，誰還在意？”說完提桶走了，王嫂愣在原地，半天沒回過神。
其實，她心里也不是一點不怕，頭一回自己動手清理腦袋的時候，夜里睡覺總覺得有冷風鉆進被窩，可時間長了，心也硬了，她明白，活著比什么都重要，別人看這些腦袋怕，她看的是家里能多添一口飯菜。
她做這活計，講究快、凈、利索，頭骨處理得干干凈凈，買家都說她手藝好，可她從不把這當本事，也不拿出去炫耀，沒人愿意和劊子手家沾親帶故，孩子上學都得走后門，她也認了，這就是命。
清末那幾年，天翻地覆。新法出來，砍頭、凌遲都不用了，行刑的機會少了，腦袋也沒了。她的“副業”一下斷了，日子一下子難了起來，老鄧整天窩在家里悶悶不樂，煙袋鍋子一刻不離手，她還是每天照常做飯洗衣，家里冷清得很。
有一天，老鄧坐在院子里，天色灰蒙蒙的，他突然問她：“咱們這輩子，算不算白活？”她擦著手上的油漬，想了想，說：“只要家里有人吃飯，沒白活。”
說完就去灶臺燒水，鍋里咕嘟咕嘟地響著，像從前煮頭骨的日子，只是鍋里換成了蘿卜和白菜。
孩子們大了，各奔東西。沒人再提起家里那些年晾曬頭骨的事，鄰居們也都老了，再沒人敢明著說鄧家晦氣，她偶爾在院子里坐一會兒，看著舊木架子發呆，那木架子還在，只是不再晾腦袋，晾的是家里洗的衣服和被單。
有時候，外頭來人問起，她也只是笑笑，不說話，其實，她明白，不管別人怎么說，家里能挺過來，全靠她那幾年沒怕過、沒退過，她不覺得丟人。
她見過最苦的日子，也見過最冷的眼神，她知道，靠著兩個肩膀，撐下來的家才是家。
她沒學過什么大道理，也不講什么人生哲學，她只知道，活著的人最重要，頭骨能賣錢，那就是寶貝，沒人要的東西，她能換成一口飯，這就是她的能耐。
有一年冬天，家里快揭不開鍋了，她半夜坐在灶臺邊，外頭風呼呼地吹，她手上全是老繭，心里卻一點不慌，她想，日子就是一頓頓飯撐起來的，不管是靠晦氣還是靠力氣。
再后來，鄧家徹底沒人提“腦袋”的事了，她的孩子長大了，在外頭打工，沒人再問起家里的舊事，她自己也老了，手上的老繭還在，可活計輕松多了，她覺得，這輩子沒什么可怕的，什么都見過，心里也沒什么裝不下的事。
有人說她心狠，其實她只是心硬，別人逃避的，她敢撿起來干，別人嫌晦氣的，她敢靠近，她不是不怕，只是怕餓著孩子，怕家里揭不開鍋。
這世道，總有人要干這些沒人愿意干的活，她覺得，能干下去，就是本事，她不求別人理解，也不盼著誰能記得她的好，她只想，家里人能好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