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部下90年代赴美，問他夫人劉景容：他知不知道我們是地下黨

一九九二年春末，機艙廣播提示即將抵達香港時，楊應彬把手里的《遠東經濟評論》合上。他剛結束在美國的公務行程，本可直接飛回廣州，卻執意在香港停一晚，只為叩響藍塘道六十九號那扇并不顯眼的鐵門。門開處，劉景容已是白發滿鬢，她叫了一聲“小楊”，語氣與五十多年前一樣親切。

寒暄過后，茶幾上擺著潔白的骨灰盒。劉景容低頭拂去幾粒落塵，輕輕嘆息。楊應彬忍了許久，終究問出口：“大王到底知不知道我們那會兒的底細？”這句“底細”，指的是他們那群“戰地服務隊”里暗藏的中共特支。劉景容放下茶杯，笑而不答，片刻才說一句：“他心里有數，可沒往深里追，你們也沒說破。”

話鋒至此，往事如卷簾般展開。時間倒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槍聲劃破夜空，華北危急。此時的張發奎，已從北伐名將轉身為抗日急先鋒，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司令，奔赴淞滬前線。關鍵時刻，他主動提議成立政治部，蔣介石卻忌憚“左傾”，不準。

政治部胎死腹中，但“戰地服務隊”應運而生。郭沫若、田漢領命，從上海文化界挑來四十多名青年，他們帶著油印機、救護藥箱和一肚子馬克思的書趕到前線。十人最核心——錢亦石、左洪濤、楊應彬等——在前夜的油燈下宣了誓，成立特別支部。張發奎并非不知，他們悄悄稱他“保護傘”。

戰場殘酷。東戰場的泥濘里，服務隊一邊救護傷兵，一邊用壁報和話劇鼓舞士氣。日軍炮火連天，宣傳車卻硬是在前沿插起紅旗。有人提醒張發奎：“司令，服務隊里赤色味道太濃。”他只淡淡一句：“先把日本人趕出去，再談別的。”這句話，在服務隊口耳相傳，被視作默許。

特支的存續時間長得驚人。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七，三個“階段”換了好幾種名目，卻始終在第四戰區的圖章下面活動。其間發生的大事——皖南事變、一號令整編、桂柳會戰——都沒把這支“紅色暗艙”掀翻。原因簡單：紀律嚴、身份藏，加之張發奎時緊時松的“看不見”，讓他們在夾縫里活了下來。

楊應彬是特支里年紀最小的。十六歲就在炮火里抬擔架，二十歲便憑張發奎保薦踏進獨山分校。審干風暴險些要他的命，軍統拎著一疊信紙四處翻證據。生死關頭，張發奎打出一句“此子勇敢忠誠，可堪造就”的薦語，算是把他從密室的皮鞭下救了出來。那封信，至今仍存于楊家的舊箱。

抗戰結束，國共矛盾驟緊。特支任務改為“能統戰就統戰，不能就自保”。一九四五年秋，楊應彬與鄭黎亞的婚禮選在桂林，明面上熱熱鬧鬧，暗地里卻是掩護同志撤退。喜宴當日，張發奎端起酒杯，半真半假地問：“兩個都不是共產黨也行，兩個都是也行，怕就怕一個是一個不是。”眾人一笑而過，真正的答案只有當事人心里清楚。

一九四七年夏，國共攤牌已無可回頭。中共中央電令撤出。楊應彬佯稱赴南洋經商，遞交長假申請。張發奎皺眉，卻沒攔，留下一紙“借假不歸”的通報，既履行上峰命令，又給老部下留生路。緊接著，他暗示部下：“記得常來信。”外人只道司令循例追責，懂行的人知道，這是最后的庇護。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張發奎在香港病逝。兩岸媒體均發訃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親自致電哀悼。三個月后，劉景容提出骨灰歸葬故里。廣東方面十分配合，左洪濤、楊應彬奔走促成。二人都是當年“戰地服務隊”元老，也是廣東政界要員。老部下為老長官的最后心愿四處奔忙，這份情義耐人尋味。

骨灰安厝梅州時，祭臺前擠滿鄉親。左洪濤站在青瓦祠堂外，注目那口黑漆木盒，鼻頭微酸，卻什么也沒說。小鎮鑼鼓聲里，張發奎與家鄉重新相認，歷經半個世紀的風云才塵埃落定。

回到一九九二年的香港客廳，夜色已深。楊應彬起身告辭，劉景容把他送到門口，忽然補上一句：“當年你們的信，他燒了大半，留了幾封，說將來或許有用。”楊愣住，繼而明白，這份含糊的“知道”其實就是最穩妥的回答——彼此心照，互不揭破。門合上，走廊燈光昏黃，他握緊公文包，仿佛又聽見遠處傳來淞滬炮聲與戰地號角，那些被風塵掩埋的暗線與義氣，仍在胸口滾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