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天安門城樓只掛過12個人的畫像，其中有一人才掛了1天

1950年9月30日傍晚，負責國慶籌備的工作人員把巨幅畫像從故宮里小心抬出，幾位老兵在宮墻腳下小聲感嘆：“一年時間真快，又該給城樓換新畫了。”一幅畫像掛起、一幅收回，看似簡單，卻牽動著國家記憶的經脈。許多人只記得毛澤東那張永久佇立的面孔，卻不曉得城樓上先后出現過十二個人，且身份、時代、目的各不相同。

先說最熟悉的那一幅。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當時城內還飄著殘雪。北京軍管會決定在正陽門—也就是天安門—懸掛毛澤東畫像表達民眾敬仰。畫像掛好后，毛澤東在香山向身邊人提醒，北平能依靠談判收回，靠的是無數人的努力，“不該只掛我一人”。他的建議很快落實：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聶榮臻、葉劍英、林彪等七位領導人像在同年春天陸續上墻，那是一排八幅并列的景象，城樓前的石獅似乎也肅然起敬。

緊接著來到7月7日。七七事變十二周年紀念日，北京城舉行大游行。為了突顯抗戰八年里朱德總司令的統帥地位，朱德畫像與毛澤東并列置于中軸正中。這種并肩出現的畫面后來經常出現在軍區指揮部，說明朱德在黨內與軍中的分量。1967年，王國棟繪制的第八版毛澤東標準像完成，尺寸換成了6米長、4.6米寬，自此固定為國慶前定期更換的新畫稿，沿用至今。

把時間往前倒回十多年，城樓第一次出現政治人物的巨大畫像主角是袁世凱。1912年3月，他被選為臨時大總統。為了在北方顯示權威，民國政府在天安門掛上袁的照片版畫，既宣傳“共和新政”，也隱含北洋系對北京政局的控制。關于拆除時間，史料有兩種說法：一種是1916年袁死后即被取下；另一種認為一直留下到1928年張作霖敗退才被李宗仁命人摘除。后者因檔案照片較多，今天學界接受度更高。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四年后靈柩南運，中山陵落成。1929年5月26日移靈隊伍從石景山駛出東直門，為了向國父告別，北京市民政府將孫中山遺像掛在天安門中央，僅此一次卻極為莊重。新中國成立以后，每逢“五一”“十一”，孫中山畫像偶爾再次出現，以示“革命先行者”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脈相承。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當毛澤東宣布共和國成立，孫中山畫像就與朱德像并排立于東側，引來無數掌聲。

最“高調”上城樓卻最倉促下城樓的，當屬蔣介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在北平舉辦慶祝典禮，蔣的巨幅畫像懸掛在天安門，旁邊配有他親筆“天下為公”。蔣介石夫婦還站在畫像下向市民講話，試圖強化“抗戰領袖”的定位。可惜三年內戰覆滅這一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畫像被北京學生在請愿游行時撕下。不到一年，蔣氏本人也退守海峽彼端，再無機會踏上天安門城樓。

十二人名單里還有位外國人—約瑟夫·斯大林。1953年3月5日深夜他逝世，兩天后北京降半旗志哀。3月9日下午，首都黨政軍在懷仁堂舉行追悼會，出于國際禮儀與對蘇聯援華的致意，斯大林畫像被掛在城樓正中央，時間只有短短一天。會后畫作即被收回，成為檔案館里的珍品。那一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了超過三十萬人，很多老兵說自己第一次意識到世界格局與中國命運的緊緊相連。

算上以上人物，城樓共出現了十二張面孔：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聶榮臻、葉劍英、林彪、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和斯大林。其中毛澤東畫像懸掛最久，1949年至今已逾七十五年；斯大林最短，僅有一天；袁世凱最早，1912年起步；孫中山則兼具前朝與今朝的雙重象征性。

有意思的是，城樓選取畫像的標準從未正式公布，卻在歷史進程中自然形成了一套“政治象征學”：和平解放必須紀念集體努力，重大節慶需要對先行者致敬，國際援助值得以禮相待。有時拆換之間，就是政權更迭、生死存亡。試想一下，假如沒有那面高高的城墻，許多人物對共和國的影響恐怕就不會被后人直觀感知。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畫像至今仍由北京市美術公司繪制，每年國慶前檢修一次，所有舊畫必須按規定銷毀，避免流入市場。畫稿沿用的是1967年定稿的側光效果，采用防雨布與耐曬涂料，正常情況下能保持一年色澤。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的標準像同樣被妥善保存在國家博物館，偶爾展出。這樣嚴謹的程序讓城樓不單是建筑，更是一部立體的近現代中國人物志。

從袁世凱到斯大林，跨度四十多年；從北洋到共和國，換了四種政體。十二幅畫像不只是個人榮辱的紀念，更像時代的縮影。有人從此在廣場上留下永恒面孔，有人只借一天留痕。城樓靜默，畫像更迭，映照出中國在風雨激蕩中的抉擇與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