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天,烏魯木齊火車站的候車室里,一位七十多歲的哈薩克老人攥著一張已經翻毛邊的黑白照片,他對旁邊的年輕人輕聲說:“這就是王震,我們那時候都靠他才安了心。”短短一句話,道出了老一輩新疆人對這位開國上將的深厚情感。把記憶往前推回到1949年夏天,一連串決定新疆命運的舉措自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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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中央軍委任命王震為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那時的西北,馬鴻逵部和馬步芳部隊仍在負隅頑抗,新疆局勢更是撲朔迷離。7月初,第一兵團自甘肅武威起程西進,兩個月急行軍約六千里,行蹤被嚴密保密。沿途留下的,是部隊夜行晝伏后的淺淺馬蹄印,也是兵士在戈壁灘上挖出的第一口水井。9月,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宣布起義,哈密、迪化(今烏魯木齊)相繼易幟。兩處城樓升起的紅旗,使新疆和平解放成為可能,王震部隊進駐之時,還未發生一場像樣的正面大會戰,這一速度被當時的將士戲稱為“天山疾風”。
安定局面只是開端。1950年初,新疆南北依舊匪患頻仍,其中最大的武裝頭目烏斯滿盤踞伊犁河谷,殘部四五萬,劫掠牲畜、殺戮群眾。王震調集三個師組成快速剿匪縱隊,命令簡潔:“夜色一到就出發,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零下三十幾度的夜行軍,士兵的水壺與槍機同時被冰封。端午夜突襲伊寧城郊,炮火僅持續二十分鐘,烏斯滿負隅頑抗后斃命于亂石間。至1950年底,新疆主要匪患宣告肅清。從此,“夜行三百里伏擊烏斯滿”的故事,成了當地各族學校里必講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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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深知社會穩定還須經濟托底。1950年夏,他去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新疆要想立得住腳,兩件事必須抓:煉鋼,通路。”隨后,新疆工業建設的藍圖鋪開。烏魯木齊南郊旱坡上一塊插著石灰條的小荒地,被定名為“八一鋼鐵廠廠址”;同年,七一棉紡廠、六道灣煤礦、水磨溝水電站陸續破土動工。三年后,新疆工業產值比解放當年擴大三十多倍,鋼錠、煤炭、電力首次擺脫外運依賴,這一跨越讓不少地質工作者至今稱“難以復制”。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把部隊純粹當作治安力量,而是視作開發力量。第一兵團入疆不到半年就抽出七成兵員扛起鐵鍬,瑪納斯河畔第一道百里長渠開挖,85萬畝荒灘當年見到綠苗。195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建立,集戍邊、墾荒、建廠多重功能于一體。那一年,兵團試種三萬畝長絨棉成功,“新疆無棉”的百年舊說被徹底打破。多年后,長絨棉出口換回的外匯,成了新疆現代化的一筆啟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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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之余,王震把目光落在培養少數民族干部。1950年3月,他在迪化中學操場上對三百多位少數民族青年說:“新疆要靠你們自己來管。”當年秋季,新疆干部訓練班開學,課桌還是原國民黨駐軍留下的木箱,教員中有從延安趕來的老翻譯,也有才識不凡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兩年里,一千六百多名學員走出教室,分赴各縣、專區。賽福鼎·艾則孜、包爾漢·沙吾爾各自在這里完成了入黨手續并走上領導崗位,成為后來民族工作中的骨干。
隨著工礦和農墾的擴張,交通成了新瓶頸。1953年春,兵團開始修筑烏魯木齊至庫爾勒公路,總長三百三十多公里,橋梁和涵洞近兩百處。許多工程隊翻越天山天險時,只能用鋼絲纜把路基材料吊上山腰。工程完工那天,王震在終點線等候,迎著第一輛載滿西瓜的卡車,他拍拍駕駛員肩膀說:“這條路,會一直活著。”數十年后,這條公路仍是南北疆貨運主干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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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底,中央決定王震回京任職。臨行前一天,烏魯木齊南門外十里長街滿是送別人群。一位漢族女教師哭著喊道:“王司令,下回您還回來嗎?”他停下馬,一抬手,聲音沙啞:“還回來,咱們一起把新疆建好!”這句話,成了他后來十五次回疆的真實注腳。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北京逝世,遵照遺愿,骨灰撒在天山深處。那一天,很多老人穿上少見的大褂或袷袢,自發來到紅山公園方向默哀,鞠躬后默默散去。
為什么新疆人念念不忘?和平穩定、工業雛形、屯墾戍邊、多民族干部隊伍,這幾件事在王震手里像鏈條一樣扣在一起,撐起了塞外邊疆的新格局。天山腳下的鋼火與麥浪、課堂里的新式教材、戈壁上連綿的白色棉田——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改變,遠比口號更有說服力。老人們提到他,會先說一件小事:他走在烏魯木齊街頭,總愛順手扶正門口歪斜的路標牌,嘴里嘟囔一句,“別讓路標誤人”。或許正是這樣“扶正”的態度,讓他在新疆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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