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到新疆后做了什么？為何如此多的新疆人對他念念不忘？

1985年秋天，烏魯木齊火車站的候車室里，一位七十多歲的哈薩克老人攥著一張已經翻毛邊的黑白照片，他對旁邊的年輕人輕聲說：“這就是王震，我們那時候都靠他才安了心。”短短一句話，道出了老一輩新疆人對這位開國上將的深厚情感。把記憶往前推回到1949年夏天，一連串決定新疆命運的舉措自此展開。

1949年6月，中央軍委任命王震為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那時的西北，馬鴻逵部和馬步芳部隊仍在負隅頑抗，新疆局勢更是撲朔迷離。7月初，第一兵團自甘肅武威起程西進，兩個月急行軍約六千里，行蹤被嚴密保密。沿途留下的，是部隊夜行晝伏后的淺淺馬蹄印，也是兵士在戈壁灘上挖出的第一口水井。9月，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宣布起義，哈密、迪化（今烏魯木齊）相繼易幟。兩處城樓升起的紅旗，使新疆和平解放成為可能，王震部隊進駐之時，還未發生一場像樣的正面大會戰，這一速度被當時的將士戲稱為“天山疾風”。

安定局面只是開端。1950年初，新疆南北依舊匪患頻仍，其中最大的武裝頭目烏斯滿盤踞伊犁河谷，殘部四五萬，劫掠牲畜、殺戮群眾。王震調集三個師組成快速剿匪縱隊，命令簡潔：“夜色一到就出發，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零下三十幾度的夜行軍，士兵的水壺與槍機同時被冰封。端午夜突襲伊寧城郊，炮火僅持續二十分鐘，烏斯滿負隅頑抗后斃命于亂石間。至1950年底，新疆主要匪患宣告肅清。從此，“夜行三百里伏擊烏斯滿”的故事，成了當地各族學校里必講的教材內容。

王震深知社會穩定還須經濟托底。1950年夏，他去北京向毛澤東匯報：“新疆要想立得住腳，兩件事必須抓：煉鋼，通路。”隨后，新疆工業建設的藍圖鋪開。烏魯木齊南郊旱坡上一塊插著石灰條的小荒地，被定名為“八一鋼鐵廠廠址”；同年，七一棉紡廠、六道灣煤礦、水磨溝水電站陸續破土動工。三年后，新疆工業產值比解放當年擴大三十多倍，鋼錠、煤炭、電力首次擺脫外運依賴，這一跨越讓不少地質工作者至今稱“難以復制”。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把部隊純粹當作治安力量，而是視作開發力量。第一兵團入疆不到半年就抽出七成兵員扛起鐵鍬，瑪納斯河畔第一道百里長渠開挖，85萬畝荒灘當年見到綠苗。195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建立，集戍邊、墾荒、建廠多重功能于一體。那一年，兵團試種三萬畝長絨棉成功，“新疆無棉”的百年舊說被徹底打破。多年后，長絨棉出口換回的外匯，成了新疆現代化的一筆啟動資金。

建設之余，王震把目光落在培養少數民族干部。1950年3月，他在迪化中學操場上對三百多位少數民族青年說：“新疆要靠你們自己來管。”當年秋季，新疆干部訓練班開學，課桌還是原國民黨駐軍留下的木箱，教員中有從延安趕來的老翻譯，也有才識不凡的維吾爾知識分子。兩年里，一千六百多名學員走出教室，分赴各縣、專區。賽福鼎·艾則孜、包爾漢·沙吾爾各自在這里完成了入黨手續并走上領導崗位，成為后來民族工作中的骨干。

隨著工礦和農墾的擴張，交通成了新瓶頸。1953年春，兵團開始修筑烏魯木齊至庫爾勒公路，總長三百三十多公里，橋梁和涵洞近兩百處。許多工程隊翻越天山天險時，只能用鋼絲纜把路基材料吊上山腰。工程完工那天，王震在終點線等候，迎著第一輛載滿西瓜的卡車，他拍拍駕駛員肩膀說：“這條路，會一直活著。”數十年后，這條公路仍是南北疆貨運主干線之一。

1952年底，中央決定王震回京任職。臨行前一天，烏魯木齊南門外十里長街滿是送別人群。一位漢族女教師哭著喊道：“王司令，下回您還回來嗎？”他停下馬，一抬手，聲音沙啞：“還回來，咱們一起把新疆建好！”這句話，成了他后來十五次回疆的真實注腳。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北京逝世，遵照遺愿，骨灰撒在天山深處。那一天，很多老人穿上少見的大褂或袷袢，自發來到紅山公園方向默哀，鞠躬后默默散去。

為什么新疆人念念不忘？和平穩定、工業雛形、屯墾戍邊、多民族干部隊伍，這幾件事在王震手里像鏈條一樣扣在一起，撐起了塞外邊疆的新格局。天山腳下的鋼火與麥浪、課堂里的新式教材、戈壁上連綿的白色棉田——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改變，遠比口號更有說服力。老人們提到他，會先說一件小事：他走在烏魯木齊街頭，總愛順手扶正門口歪斜的路標牌，嘴里嘟囔一句，“別讓路標誤人”。或許正是這樣“扶正”的態度，讓他在新疆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