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之后的那次打斗，讓周養浩徹底怕了宋希濂：他的武功，比我高

1950年初，重慶的冬天還有些陰冷。關押戰犯的功德林管理所里，操場邊一陣風吹過，幾片枯葉打著轉落在地上。幾個曾經叱咤風云的國民黨將領，正圍在一起抽著煙，誰也沒多說話，偶爾才冒出一句：“要是當年能打得再硬一點，也不至于落到這一步。”這群人里，有被稱作“西南王”的宋希濂，也有曾經在特務系統呼風喚雨的周養浩，只是此時兩人的位置，已經完全不同。

有意思的是，他們之間的那點恩怨，并不是從戰犯管理所才開始，而是在更早的歲月里，就已經埋下了火藥味。等到白公館里的那次打斗爆發，周養浩才算真正意識到：自己這點本事，在一位百戰中將面前，根本不夠看。

一、從“書生殺手”到階下囚

翻看當年的檔案，周養浩的名字，很少和“溫和”之類的詞聯系在一起。出身四川，跟戴笠算是半個同鄉，靠著這層關系，他在軍統、保密局系統里一路爬升，擔任過息烽集中營負責人、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要職，在特務圈子里算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沈醉在《軍統內幕》里對他有過一句評價，直截了當，說周養浩“兇狠殘暴”。這個說法，并不夸張。息烽集中營幸存者的回憶中，周養浩手下的酷刑、棒殺、活埋，都不是少見事。許多共產黨人、進步人士，甚至一些內部嫌疑對象，最后都倒在這條黑線上。

在內部，他還有個綽號，叫“書生殺手”。聽起來有點文氣，但意思一點都不文雅：那些戴眼鏡、講道理、寫文章的人，在他眼里，往往是最值得懷疑、也最需要“收拾”的對象。用他的話說，“讀書越多，越會搞事?！边@些話，當年在息烽、白公館里，聽的人多了去了。

不過不得不說，像周養浩這樣的“內勤特務”，厲害的地方，并不在真刀真槍的戰場，而在審訊室里的那一套——威逼、利誘、心理戰。他習慣站在鐵桌后面對著被綁著的人揮舞手槍，而不是在戰場上對著槍林彈雨往前沖。這樣的路子，走久了，人就會形成慣性：對付弱者時兇相畢露，遇上強硬角色，心里其實是發虛的。

戰爭形勢逆轉之后，他所在的這套系統地位急劇下滑。戴笠死于空難，軍統改名保密局，特務的地位肉眼可見地往下掉。到了1949年末，西南戰局崩潰，重慶、成都相繼解放，特務機關四散奔逃的四散奔逃，被俘的被俘。周養浩也沒能例外，最終落到了人民解放軍手里，被押往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身份一旦逆轉，那些曾經習慣給別人戴手銬的人，很快就嘗到了被關押的滋味。這一點，在功德林、白公館的種種細節里，都能看得很清楚。

二、“西南王”的來歷與黃埔人的鄙視鏈

再看宋希濂，故事就復雜得多。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第一期學生里，就有這個出身湖北的年輕人。雖然是黃埔一期，可他生于1907年，比很多同學年紀小不少，算得上是“少年成名”。蔣介石對他印象不錯，有意當成接班梯隊來培養。

這層信任，從他的履歷中可以看出?？箲鹌陂g，他擔任過軍長、兵團司令，在湖南會戰、鄂西會戰中都打過硬仗。到了解放戰爭末期，他一路后撤，最終出現在西南戰場。1949年，蔣介石任命他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湘鄂邊區綏靖司令、又兼管川湘鄂黔一大片地方，等于把西南最后的一塊招牌交到了他手上。

那時的重慶、成都一帶，軍隊、行政、特務系統交織在一起，各有一套小圈子。但有一點比較明確：正規軍高級將領，普遍瞧不起特務。這種情緒，并非單純的個人偏見，而是多年積累下來的怨氣。在他們看來，特務系統平時打內線、搞整肅，卻很少真正在前線扛槍。情報工作如果做得好也就算了，可偏偏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各路部隊往往“情報全失靈”，戰場被動，損失慘重，軍中將領自然不服氣。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里，這種鄙視鏈繼續延續下來。黃埔系看不上雜牌軍，雜牌軍看不上特務，特務又瞧不起公開投敵的漢奸。宋希濂這種黃埔一期、蔣介石的“門生愛將”，站在鏈條的頂端；周養浩這種特務系統二把手，差不多就在末尾晃蕩。

值得一提的是，在戰犯管理所剛成立時，學習小組需要選出組長。王耀武和宋希濂這兩位黃埔名將，被安排承擔這項工作。他們不僅有“學長”“學弟”的關系，還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在一些回憶錄中，有這樣的細節：功德林里有間辦公室，成了黃埔將領們的聚點，誰手里有煙，大家就過去蹭上一支。氣氛看似輕松，實際上這也是一種隱形的圈子。

試想一下，在這樣的環境里，周養浩要是敢在宋希濂面前擺臉色，后果會怎樣？他不但得罪了戰犯管理所里的“頭面人物”，還會被整整一圈正規軍將領冷眼相待。對于一個在人生下半場完全失去靠山的特務頭目來說，這種孤立，不見得比吃苦挨罵好受多少。

三、白公館里的那只板凳

周養浩真正對宋希濂“服氣”，還要從白公館的一次沖突說起。

那是重慶解放前不久，白公館監獄里形勢已經非常緊張。國民黨當局一邊收拾行李準備后撤臺灣，一邊還在監獄里上演最后的瘋狂?？词?、特務、軍人、戰犯、政治犯，十幾種身份的人混雜在那一片山坡上，空氣里彌漫著一種說不清的壓抑。

有一天，院子里下起了小雨，棚子底下，幾個人圍在一張小桌旁下象棋。坐在桌前的是宋希濂，對面是鐘彬——這兩人都有些棋癮，戰火再急，只要有機會，還愿意擺擺棋盤。旁邊站著沈醉，雙手背在身后，看著棋局搖頭晃腦，時不時出上幾句主意。

就在這時，周養浩從后面悄悄走來，眼神有些陰冷。他手邊正好有一只小板凳，伸手一摸，就勢抓了起來。動作很輕，幾乎沒有發出聲響。他盯著的目標不是宋希濂，而是沈醉——兩人之間早就有過矛盾，這會兒他想著趁亂給對方一個教訓。

有人后來回憶，當時的場面有點像電影：院子里光線昏暗，棋盤上的黑白子還沒下完，板凳已經從后往前掄了起來。眼看就要砸到人頭上，宋希濂突然起身，轉體、伸臂、奪物，一連串動作連在一起，看得圍觀的人都愣住了。

那只板凳被他一把攔下，順勢從周養浩手里抽走，往旁邊一丟，砰的一聲，摔在地上。有人倒吸一口涼氣，有人下意識往后退了半步。沈醉當場也有點懵，一瞬間還沒反應過來剛才發生了什么，只覺得腦門上那一下，差點沒砸實。

據說周養浩被這一攔，整個人愣在原地，臉上先是漲紅，隨即又變得難看，嘴巴張了張，卻沒敢沖上前繼續動手。這一刻的猶豫，暴露了他的軟肋：偷襲，他有膽；正面硬來，他心虛。

宋希濂的態度倒挺克制。他沒有順勢給對方一腳，也沒有大吼大叫，只是冷冷看了他一眼，把棋盤扶正，又坐回原位。有人小聲嘀咕一句：“司令這手，叫空手入白刃都不為過?！迸赃叺娜藳]吭聲，但心里多少都明白一點：這位黃埔一期出身的中將，是真在戰場上摸爬滾打過的，近身格斗不是嘴上說說。

細想一下，這一幕對于周養浩的沖擊有多大就不難理解了。他在息烽、在各類審訊室里，對著無反抗能力的對象兇狠慣了，一板凳下去對方躲無可躲。而宋希濂不但提前捕捉到動作，還能在瞬間完成格擋和奪物，這種反應，絕不是靠“嚇人”就能彌補的。

更要命的是，當時周圍站著的，基本都是軍人出身的戰犯?？丛谒麄冄劾铮@一手更像是一種立威：誰要真敢在這里耍特務那一套，說不定會被這些曾經的軍中宿將們聯合起來“教訓一頓”。周養浩再怎么兇，心里也清楚這個道理。

從那以后，再碰到宋希濂，他說話的聲音明顯小了許多。哪怕心里再不服，也不敢當面頂撞。有人打趣說：“周主任也有怕的人?！边@句話傳得不算廣，卻很精準。

四、功德林里的罵聲與沉默

時間推進到1950年前后，戰犯陸續被押送到功德林管理所。這里的環境，比起白公館來已經大不相同，管理制度、學習安排，都在逐步規范化。各種身份的戰犯被重新歸類，參加學習、勞動、改造，生活節奏不再像戰時那么緊張，卻多了另一種壓力。

電視劇《特赦1959》中，有一段情節，很多觀眾印象很深：周養浩因為毆打同監戰犯，被關禁閉，后來雖然被放出，卻死性難改，一心想著“美軍會打到山海關”“老蔣會反攻”。他在洗澡間夸夸其談，滿口“老美厲害”“老共不行”，宋希濂聽不下去，忍不住當面痛罵。

戲劇的細節與真實歷史有出入，但那種罵聲背后的情緒，卻不是虛構出來的。許多黃埔將領長期以來對特務系統積壓的不滿，在那樣的環境里很容易爆發。有的戰犯回憶，當時在功德林里，說到情報系統的失職，有人直接就拍桌子：“解放戰爭打成那樣，你們情報系統難辭其咎！”

在這種背景下，宋希濂對周養浩發火，從邏輯上并不難理解。有版本的回憶提到，他言辭頗重，大致意思是：你們特務系統平時耀武揚威，真到戰爭存亡關頭，情報收集零零散散，分析判斷漏洞百出，別說什么“護黨護國”，連最基本的軍事警戒都做不好。還有一句話挺刺耳：“你這樣的‘高級情報官’，讓前線官兵替你們買單，還好意思在這里做夢？”

類似的說法，細節上各家記載略有不同，但句式、火氣，卻都很接近。對周養浩來說，更難堪的地方并不在于被罵內容多么難聽，而在于當著一屋子人的面，只能低下頭，不敢吭聲。白公館那只板凳的記憶，就像一道影子，始終橫在他心里：真要硬頂，自己在力氣、身份、輿論上，都占不了便宜。

這一點，從他的反應也能看出來。換一個對象，曾經那位“書生殺手”很可能早就拍桌子、揮拳頭了；可面對宋希濂，他只能揣著那點自尊強裝冷靜，嘴角抽動卻沒有發作。有人后來形容，說他那會兒的眼神“有點像被壓住尾巴的貓”，雖然難聽，卻挺形象。

功德林里的“圈子文化”，在這件事上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黃埔出身的將領往往互相稱呼“學長”“學弟”，哪怕戰前互相看不上，到了戰犯管理所，一樣會抱團。王耀武雖然比宋希濂年長三歲，但在黃埔校史上一高一低，見面也會喊他一聲“學長”。在這樣的環境里，如果真有人敢公開為周養浩出頭，那才是怪事。

再加上特務系統內部本就矛盾重重。徐遠舉、周養浩之間，在保密局西南特區共事時就頻繁掣肘。到了功德林，舊賬未清，新局已定，誰也不愿為一個名聲極壞的“書生殺手”承擔額外責任。對周養浩來說，這種“沒有同袍”的孤立感，可能比外界想象中更難熬。

從更大的層面看，這場罵人與沉默的對峙，折射的是一個時代的崩塌過程。昔日的“西南王”，再怎么跌落，也還是黃埔系統的一員，背后有一整套軍隊文化作支撐；曾經剝奪別人性命的特務頭目，一旦失去靠山，就露出內里那層色厲內荏的本質。

五、改造、特赦與遲來的結局

戰犯被關押在功德林的那些年里，改造工作一步步推進。組織學習、勞動、寫檢查、談思想，都是日常。有人態度漸漸轉變，開始正面反思自己在戰場上、政權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人嘴上服軟，心里卻始終認為“只是輸在時運不濟”。

從少量可靠的資料看，周養浩屬于后者。他在獄中外表上配合學習，實際上對過去的殘暴行為很少真正認錯。戰后那套“老蔣遲早反攻”的念頭，在他心里盤旋了很久，只不過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沒有落腳點。

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部分戰犯實行特赦，包括一些曾在西南、華東、華北作戰的高級將領，也包括少數特務系統人物。法律意義上，他們的罪責得到免除，可以重新回到社會中生活。但從內心深處來說，每個人處理自己過去的方式卻不盡相同。

周養浩離開功德林之后，做出的選擇頗為耐人尋味。根據公開資料，他曾試圖前往臺灣，想要再找蔣家舊部續上一線關系。結果，卻被拒之門外。曾經視為靠山的那套權力體系，早已風云變幻，島上的政局也不再需要這類舊特務。門關得很冷淡，也很現實。

折騰一圈無果，他只得轉而投奔遠在海外的女婿，旅居美國。晚年寓居洛杉磯，生活算不上窘迫，卻再也觸不到當年的權力邊緣。身邊的人，多半只把他當成一個年老、脾氣古怪的移民老人，知道他過去身份的人越來越少。

這段經歷從側面也說明，他在功德林的改造，并沒有真正消化那一段歷史。對于那些曾被他迫害、審訊、甚至殺害的人，他很難在心里給出一個清晰的交代。相比之下，一些在戰犯管理所中認真反思的舊日將領，雖然同樣背負歷史責任，但在后來的言行中，多少能看到某種轉折。

宋希濂的軌跡，則走出另外一條曲線。他在戰犯管理所期間，態度一度頑固，后來在長期學習中逐漸發生變化。出獄之后，公開場合對于過去戰爭的評價，比不少人要來得冷靜，也更有自我批評的意味。拋開政治立場不談，這種反差本身，就是一個觀察戰后心理變化的窗口。

回到那次板凳被奪的瞬間，它之所以在許多人的記憶中留下獨特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將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徑，短暫地拉到了同一個畫面里：一邊是拿刀筆審判別人命運的特務頭目，一邊是習慣在戰場上以身犯險的軍人。前者的“武功”，來自對弱者的殘酷；后者的身手，則是在生死線上的真實磨礪。

周養浩后來面對宋希濂，不敢吭聲，既是對具體武力差距的本能判斷，也是對那條無形鄙視鏈的無奈承認。板凳被奪走，表面看是一次小小的打斗被扼殺在萌芽里，實際上也象征了一種舊式殘酷手段在新時代面前的黯然失效。

從這一點往下看，這段故事雖然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小插曲，卻恰好勾勒出國民黨軍隊內部、特務系統與正規軍之間的縫隙與斷裂。曾經強悍的“書生殺手”，終究抵不過一個百戰中將的一個抬手；曾經不可一世的特務機器，在戰爭失敗與制度崩潰面前，也只剩下零星的個人命運在風中搖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