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體上看到這樣一個悲劇。
中年夫婦雷扎和瑪麗亞姆走上德黑蘭街頭參加抗議活動,當他們回家時,雷扎摟著自己的妻子。
眼看快走到家時,一顆子彈飛來,打中了瑪麗亞姆。
雷扎不知道子彈從哪里打來,他悲傷地抱著妻子的尸體,在小巷里坐了一個多小時。
直到附近一戶人家的門打開了,那家的人走出來,把他們帶進車庫里,拿來一塊白布,把瑪麗亞姆裹起來。
對于自己的死亡,瑪麗亞姆已有預感。幾天前,她把這個國家發生的事告訴自己的孩子。她對孩子說:“爸爸媽媽出去抗議,有可能就回不來了。但這是我們必須做的,你我的血,并不比任何人的血更寶貴。”
索爾仁尼琴說,極權體制的恐怖,不在于暴行本身,而在于它讓千萬人資源成為沉默的共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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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越來越多人勇敢地站出來,打破這種沉默,哪怕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這種龐大的烏托邦就走到了末日。
自由不是白白得來的,總得有人站出來,總得有人發聲,總得有人流血。當然,也有不少懦弱的人,他們渴望自由,卻害怕流血。當別人走出去的時候,他們只能躲到安全的地方,并為自己的懦弱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
當無論找怎樣的借口,你必須守住一條底線,不要以為自己的血比別人的血更珍貴。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錄《我所緘默的事》中,一位幸存者對此有深深的自責---
我每天早上讀報紙,知道有人被帶走,但我什么也沒說。我告訴自己:“我只是個老師,我保護不了誰。”可當我女兒問“為什么沒人救他們?”我無言以對。
馬斯赫.阿利內賈德是一位流亡美國的伊朗記者,因長期反抗伊朗強制佩戴頭巾法律并揭露政權暴行,多次遭到伊朗情報機構的暗殺和綁架威脅。
在1月15日聯合國就伊朗問題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馬斯赫.阿利內賈德激憤地說:
我現在直接向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代表講話,你們曾三次試圖殺害我。我在布魯克林住宅花園前,親眼看到試圖刺殺我的殺手。在美國的法院里,跟蹤我的刺客承認,他們是被革命衛隊雇用來結束我的生命的。請問我的罪行是什么?僅僅是喊出了你們所殺害的無辜人民想要發出的聲音。
我今天站在這里,為數百萬面臨同樣殺手、面臨我國境內同一恐怖政權的人民作證。不幸的是,我活在幸存者的愧疚之中,因為許許多多伊朗人沒有同樣的保護。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用AK-47在他們家人面前殺害了他們。
伊朗毛拉政權通過恐懼進行統治,它讓人們從公共生活,從記憶和歷史中消失。所以今天,我想記錄下那些拒絕恐懼和被抹去的人的名字。
Setayesh Shafi'i,20歲,在互聯網被切斷之前,她在她的社交媒體上寫道:“他們正在切斷我的互聯網,但我愛你們所有人。”她隨后被革命衛隊殺害。
Rabin Moradi,17歲,一個年輕的足球運動員,背部中彈。
Mehdi Zat Barvar,一位受歡迎的運動員,在去街頭之前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我知道我可能會被殺,但我毫不畏懼,我想要我的權利。”他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Siavash Shirzad,30歲,他的家人懇求他不要去街頭,他說:“我要去街上慶祝我們的勝利,特朗普總統承諾救我們的生命。”他再也沒有回來。
Nagin Qadimi,20歲,她被槍殺后死在她父親的懷里......
我感到內疚,因為我沒有念出所有人的名字。名單上的名字還在不斷增加。他們知道他們將面對槍支和子彈,但他們想要正義。
馬斯赫.阿利內賈德說,那些官員下令對年輕人開槍,但他們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卻住在美國。他們一邊說著“美國去死吧”,他們的家人卻住在美國。他們不配在美國享受自由的特權。
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告訴記者,隨著伊朗抗議活動愈演愈烈,許多伊朗領導人開始將數千萬美元轉移出境。
貝森特說:“我們現在看到老鼠們正在逃離這艘船,因為我們看到數百萬、數千萬美元被伊朗領導層秘密轉移出境。他們正在棄船逃生,我們看到這些錢流入世界各地的銀行和金融機構。”
那些殺人者及其在國外的家屬坐擁從民眾手中掠奪的財富,看似活得很好,其實卻生不如死,因為他們的靈魂早就死了,他們要為自己的罪惡和貪婪承受那最終的審判。
每一個人的鮮血都是寶貴的,因為血里有人的生命。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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