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謝文東投降后在日軍忠魂碑前懺悔不該與皇軍對抗

1939年春天的松花江下游，冰還沒完全化開，河面上浮著碎冰塊，河岸卻已經在悄悄變樣。有人在河邊悄聲議論：“原來那個抗日的謝大司令，居然給日本人磕頭去了。”消息傳得很快，一天之內傳遍了依蘭、勃利一帶的山村。對熟悉他的人來說，這種反差讓人一時轉不過彎——一個曾經敢在山里打死日軍聯隊長的“硬茬子”，竟然站在日軍“忠魂碑”前，用顫抖的聲音說出“不該與皇軍作對”這樣的話。

有必要把時間撥回去，看清這個人物的一生起落。因為不弄清楚他是怎么走上山，又怎么下了山，最后又是怎么死在槍口之下的，很難理解東北那片黑土地上，抗日武裝、土匪、漢奸、國共兩黨的力量，是如何纏繞在一起的。

一、窮農出身的“地頭蛇”

這幾年奔波，他見過市面，心眼也活絡起來，不再是只守著幾畝地的老實農民。可有時候，命運就是在你剛剛起色的時候，突然變臉。1924年，鴨綠江發大水，謝家辛苦耕種的田一夜之間顆粒無收。偏偏他在朝鮮那邊放蠶，又惹上法律糾紛，里外受困，家里日子一下子跌回谷底。

從農民到民團首領，這條路走得并不復雜：有錢，有人，有槍，再加上一點名聲，地方權力自然向他身上集中。只不過，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個保長很快就要走上另一條路——打日本人。

二、從“保長”到“總司令”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徹底陷入戰火。哈爾濱以南一帶，陸續出現各路抗日武裝，有軍隊改編的，有地方自發的，都在想辦法抵抗日軍。1932年5月，李杜將軍組織過一支抗日自衛軍騎兵混成旅，雖然最后因為指揮無力解散了，但“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口號，在當地農民心里落下了根。

對日本關東軍來說，拿下土地只是第一步，如何把這片肥沃的三江平原變成日本移民的“樂土”，才是更大的算盤。按照他們的計劃，要在二十年內往中國東北移民五百萬人，其中三江平原要分走約五分之一的耕地。為此，1933年夏，他們在依蘭縣打著“治安肅正”和“東亞勸業公司”的旗號，強行收繳農民的槍支和地照，等于把老百姓辛辛苦苦墾出來的地，從法律和武力上同時奪走。

日偽方面當然不可能坐視不管。依蘭縣偽縣長關錦濤自知壓不住局面，只好向日本關東軍六十三聯隊求援。聯隊長飯冢朝吾是個老資格軍人，參加過日俄戰爭，還得過天皇賞賜的軍刀，這次他決定親自出馬。可他沒想到的是，列隊出動的五輛汽車在董家村附近遭遇伏擊，二十一名日軍軍官，包括他本人在內全部被擊斃。這場戰斗后來被稱為“土龍山暴動”。

三、深山潰敗后的投降與變節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全國抗戰爆發，日本在東北的統治更趨嚴酷。從當年11月起，關東軍推行“連坐法”和“歸屯集甲”等政策，把鄉村人口強制集中，割裂了游擊隊與群眾之間的聯系。對抗聯這樣的隊伍來說，這是致命打擊，因為他們本來就依靠群眾供給糧食、掩護行蹤。一旦群眾被迫歸屯，山里隊伍就成了斷糧的孤軍。

戰斗中，他的叔伯、三兒子當場陣亡，大兒媳因剛生產身體虛弱，不愿拖累隊伍，舉槍自盡；二兒子謝順生在突圍中被日軍俘獲，當場槍決；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抱著孫子和二兒媳一起在混亂中被日軍射殺。一場戰斗下來，他失去了整整八位至親。換作任何一個人，恐怕都會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砸暈神志，他卻只能強壓悲痛，帶著殘余人馬轉移另一個秘密營地。

四、跪拜“忠魂碑”和漢奸生涯

有意思的是，即便在這種角色下，他的心思也不完全在日方那邊。每到夜深，人聲漸寂，他常常一個人縮在電臺前，偷偷收聽國民黨的廣播。這種看似矛盾的舉動，表面上是“打發時間”，實際上卻暴露出他的心理走向：對日本人，他在利用；對國民黨，他則寄托一種新的希望。這也為他后來投靠國民黨埋下了伏筆。

五、投靠國民黨與“東北第一挺進縱隊”

當他接到命令，要帶部隊開往富錦地區時，心里頓生猜疑，總覺得這是“調虎離山”，擔心一旦離開地盤就會被繳械。他不愿把命運交到別人手里，干脆將隊伍轉移到駝腰子一帶，靜觀其變。實際上，這種懷疑情緒，在那個局勢大變的年代并不少見。很多曾經依附日偽、又想轉身自保的地方武裝頭目，都在猶豫要不要接受新政權的安排。

六、合江軍區的圍剿與最終落網

夜幕降臨，他還想著趁黑突襲雞冠山，卻發現形勢完全變了：自己的“合江保安軍”已經被359旅嚴密包圍。圍困之下，隊伍很快潰敗，轉眼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帶著殘部一路狂奔七十多里，逃到一個叫“四人班”的地方，才和得力助手穆青山會合，匆忙布防。

11月20日，合江軍區359旅8團副連長李玉清在五虎嘴子山林執行搜捕任務時，偶然發現一座小廟前有幾個人在磕頭求神。其中，一個胖子跪在地上，對著菩薩像喃喃自語：“求菩薩保佑我脫離苦海……”這一舉動，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至此，這位曾經風光一時的“抗日總司令”，又做過漢奸、投靠國民黨、盤踞一方的“巨匪”，終于在小廟前束手就擒，用一種近乎狼狽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逃亡。

從1887年在寬甸的寒門出生，到1946年12月倒在槍口之下，這個曾經在東北能呼風喚雨的“巨匪”，走完了六十年的一生。不得不說，他身上的轉折太多：農民、民團頭目、抗日軍長、投敵漢奸、國民黨地方武裝頭目，角色一變再變。對熟悉那段歷史的人來說，他既是時代動蕩中典型的“亂世梟雄”，也是深陷個人算計、不斷做出錯誤選擇的反面例子。與其說是某一個瞬間毀掉了他，不如說，是一連串的抉擇，慢慢把他推到無法回頭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