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性軟弱，宋軍戰斗力拉垮遠非重文輕武那樣簡單

趙宋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年代，如果將趙宋王朝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漢、唐、明、清等）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這個王朝身上有很多矛盾之處。

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的背離是趙宋王朝的身上最大的矛盾，一般而言，經濟實力能最大限度體現綜合實力，而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越強軍事實力也就越強，但以富庶著稱的大宋軍事實力卻一直不怎么樣。

趙宋王朝身上的另一個矛盾是農民起義的烈度與數量，有宋一朝，農民起義數量為歷朝之最，但兩宋300余年中，卻難以找到一次像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這樣超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般來說，農民起義的數量和烈度都能夠反映統治者對于農民階層的壓榨程度，統治者壓迫愈狠，農民反抗愈烈，與之相應的是農民起義的數量越多，烈度越強，反之，則是農民起義數量越少，烈度越弱，而像宋王朝期間那種農民起義數量很多，但烈度很低的情況在歷朝歷代也很難看到。

經濟實力強、軍事實力弱，農民起義多但烈度低，這些屬于宋帝國的特質看起來彼此孤立，但只要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有著共同的底層邏輯，宋帝國的經濟繁榮與發達的商業密不可分，但即便是富庶的大宋，其本質仍是農業國，要徹底弄清楚一個農業國，還是得從占這個帝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說起，明白了有宋一朝的農民以怎么的一種方式生活，就能夠理解宋軍、宋人以及整個宋帝國。

反常操作

個體農民，確切的說是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作為一個重要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當時，隨著井田制的解體，一些小家庭開始脫離大家族，以耕種小塊土地的方式為生。

各諸侯國中，地處西北邊陲，遠離中原核心文明圈的秦國反而因為受周禮影響較小，很快完成了從公田經濟到自耕農經濟的轉型，通過對自耕農這一新生群體的合理利用，秦帝國的國家組織效率冠絕諸侯，最終完成了統一天下的霸業，只是秦帝國作為開創者，對于自耕農經濟的承受極限估計失算，給自耕農們的壓力超過了其承受范圍，最終導致帝國二世而亡。

秦帝國仿佛是一個實驗，讓市井出身、極度務實的漢高祖劉邦同時看到了這套體制的優勢與劣勢，靠著類似于秦法的體制，劉邦打贏了項羽，但看到秦帝國命運的劉邦知道不能一直高壓統治，適當時候得給帝國子民，尤其是最重要的自耕農群體休養生息。

劉邦適當的休養生息政策讓漢帝國避免了像秦帝國那樣因持續給底層過大壓力而遭到反噬，但卻引發了一個日后決定所有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命運的問題：土地兼并

如果最高權力不加干預，土地一定會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事實上，即便作為中國古代最高權威的皇帝主動下場干預，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過程也是不可逆的，區別僅僅是速度快慢罷了。

農業社會，土地是最大的資本，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就會引發地方豪強的崛起，后者則可以間接削弱皇帝對國家的控制力，所以，幾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會想方設法抑制土地兼并，但如上文所說，把時間線拉長，土地兼并的過程是不可逆的，當土地兼并問題突破一個臨界點，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就要被動搖，其生命也走到盡頭，中國古代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實際上沒有一個真正突破了300年大限（漢、宋都分兩段，實際是兩朝），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無論統治者多么聰明和努力，在300年的時間里，所有能夠抑制土地兼并的辦法都會被用盡，最后只能無奈地接受帝國的崩潰。

而在所有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中，對于土地兼并這一問題最為寬容的就是趙宋王朝，極端地說，趙宋王朝根本就不去抑制土地兼并。

均田府兵

趙宋王朝的建立脫胎于五代十國的亂世，而五代十國在很大程度上講，不過是晚唐藩鎮割據的極端化表現。

與趙宋王朝相反，李唐王朝武德充沛，所向披靡的唐軍要分為兩個階段說：前期的大唐府兵和后期的藩鎮募兵。

唐帝國前期對突厥、吐蕃等強敵戰斗都是由大唐府兵完成的，而府兵的來源正是自耕農。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群體戰爭爆發時應征入伍，成為士兵，戰爭結束后再各自返回家鄉繼續耕種，府兵制能夠維系的前提是帝國內部存在大量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

但正如前文所說，自耕農時府兵制存在的基礎，隨著土地兼并的進行，自耕農數量減少，唐帝國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募兵即職業軍人，若單論打仗的技巧，他們甚至比兵農合一的府兵更勝一籌，但是隨著唐帝國為應對邊患將軍政大權下放地方，這些職業軍人便從唐帝國的兵轉變為藩鎮節度使的私兵，藩鎮割據不可避免。

從晚唐到五代十國，地方軍閥做大進而相互攻伐成為時代主題，后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并逐一消滅南方割據政權，趙宋王朝就此建立。

自漢末亂世結束后，每一個大一統政權，甚至是北方的割據政權，在建立之初都要做一件事：向農民發放土地，三國的曹魏政權、南北朝時期的北齊、北周政權莫不如此。

從南北朝時期開始，歷朝統治者幾乎都會發放均田令，讓農民耕種小塊土地，唐帝國因為在這一問題上做得更好，所以在平定隋末亂世后國力得到迅速恢復。

大唐經濟政策上的均田制與軍事政策上的府兵制是互為因果的，當土地兼并瓦解了均田制存在的基礎，大唐的軍事制度也不得不從府兵制轉變為募兵制。

一切的根源仍舊是土地兼并這個死結。

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當然知曉土地兼并的危害，也曾屢次下令抑制土地兼并，但土地兼并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即便作為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也只能延緩這個過程，唐帝國最終因土地兼并而導致的地方勢力崛起而滅亡。

好，現在讓我們以李唐王朝為例，看一看中國古代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的大體生命周期：帝國建立之初，通過均田令將土地分發給農民，而后通過在自耕農中征兵組建軍隊，農民們擁有土地從事生產，帝國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開始穩步上升，綜合國力的上升讓帝國的軍事實力也一并上升，而后隨著土地兼并的進行，大量自耕農失去土地，地方豪強崛起，帝國中央控制力越來越弱，最后整個統治崩潰，王朝總結。

這樣的規律適用于大多數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但卻單單不適用于趙宋王朝。

特殊王朝

趙宋王朝從建立時起就沒有大規模發布均田令，另外，土地買賣在趙宋王朝是一件很方便的事，趙宋王朝也鼓勵開荒，鼓勵農民進入城市生活。

在建國之初未大規模分發土地，也沒有大規模抑制土地兼并，這是趙宋王朝日后一切行為邏輯的總基礎。

其他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無不痛恨土地兼并，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但所有原因都與一個問題有關：流民。

自耕農群體是幾乎所有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的基本盤，承擔著整個帝國的稅賦、徭役和兵役，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則無法承擔這些義務，從這個角度上講，每一個自耕農淪為流民或佃農，都是帝國整體實力的衰減。

失去土地的農民有兩個去處，其一是依附于地方豪強成為佃戶，佃戶沒有土地，其生存權很大程度上被掌握在地方豪強手中，久而久之，佃戶們就對豪強群體產生了一種人身依附，這種人身依附再發展下去就是豪強做大，地方勢力崛起。

如果失地農民們想去佃戶而不能，那么麻煩就大了，這些沒有沒飯吃的流民聚在一起，就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一旦他們人數太多，就是動搖帝國統治基礎的可怕力量。

好，讓我們回到趙宋王朝，宋王朝不分發土地，也不抑制土地兼并，那么他們就必須比其他王朝更早地面對流民問題。

趙宋王朝應對流民問題的方式首先是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給地主當佃戶外，也可以進入城市從事商業或手工業。

趙宋王朝的這個思路確實與其他王朝不同，自秦開始，帝國統治者對于農民流動都持一種相對忌憚的態度，農民最好一直固定在一個地方耕種，因為這樣更好管理，但這樣做的壞處是，一旦農民失去土地，其選擇也是就僅剩下到當地豪強門下充當佃農這一條路了。

趙宋王朝反其道而行之，既然土地的流動，就也不限制農民的流動，農民向城市流動意味著其對地主們的人身依附度就低，地方豪強做大的可能性就小，趙宋王朝以一種反向思維防止流民問題和地方豪強做大。

“匪”與“良家子”

趙宋王朝沒有均田令，也就實現不了類似于大唐府兵的軍民一體的軍事制度，所以宋帝國從建立的那天起，其軍事制度就是募兵制。

宋軍從一開始就是職業軍人，單看戰斗力，職業軍人并不差，問題往往出現在戰斗意志上，也正因為此，宋軍才會在局部小規模戰役中呈現出不弱的戰斗力。

兵民合一的軍事制度是防止軍頭做大的最有利手段，與之相比，軍人的職業化更有可能造成軍頭做大，晚唐與五代十國的亂世讓趙宋王朝的統治者十分忌憚武將做大，而募兵制的基本軍事制度又注定宋王朝不能從“兵”的角度解決軍頭做大的問題，所以宋朝統治者必須在“將”這個角度做文章，從征兵權、統兵權、調兵權的分離，到以文臣壓制武將的制度設定，都為了防止軍頭做大。

除帝國有計劃的招兵外，趙宋王朝還想出了一套用招兵來防止流民造反的套路，一旦某地發生反叛，宋廷一方面派兵圍剿，但是另一方面也會同時在當地招兵，流民造反大多因為沒飯吃，能夠通過從軍來吃上官糧大多數流民也不會再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反叛宋廷。

說到這里大家也大致能夠理解有宋一朝農民起義數量很多，但規模都不大的原因了：有宋一朝的農民從一開始就少有自己的土地，他們需要靠給地主種地維持生計，這就導致他們對災荒的抵抗力更低。

一旦發生意外，宋朝的農民比其他朝代的農民更容易陷入沒飯吃的窘境，但是宋王朝應對流民造反的政策也是招撫大于鎮壓，地方官會先說服當地富戶捐糧，然后將造反的人招募入軍隊，給這些人一碗飯吃。

流民造反大多是因為實在沒有飯吃，如今有了吃飯的地方誰還會拿自己的命開玩笑呢，這就是宋代農民起義多，但是烈度都不強的原因。

這樣的招兵政策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這也造成了一個新問題：這些“反賊”組成的軍隊戰斗力和戰斗意志普遍不行。

組成唐軍的主力是自耕農，這一群體類似于農業社會的中產階級，被稱為“良家子”，他們與帝國之間有土地作為紐帶，而那些之前還是“匪”，被朝廷臨時招募進軍隊的宋軍，他們與帝國之間沒有多少聯系，所以這樣的軍隊戰斗意志不可能太強。

有宋一朝的軍隊，將領的行動被嚴格限制，士兵來源則大多數被招募來的失地流民，有些甚至干脆就是一些之前的“反賊”，這樣的軍隊戰斗力也絕不可能太強。

當然，有些宋軍戰斗力不算弱，但這些大多是宋廷拿重金砸出來的精銳部隊，從訓練到裝備都是最好的，但他們的存在并不證明宋軍整體實力的強大，這樣的軍隊只能打贏局部戰役，不足以打贏整場戰爭。

誰的天下？

任何一個王朝都有一個起主導地位的統治集團，他們的成份同樣是影響一個王朝的重要因素。

在李唐王朝，最高統治集團是關隴貴族集團，關隴貴族集團成員以軍事貴族為多，為了防止這一集團實力過于強大，唐玄宗李隆基有意扶持沒有根基的胡人武將制衡關隴集團，若沒有唐玄宗的有意支持，任安祿山再怎么會察言觀色，也不可能做到手握大唐三成兵馬的三鎮節度使。

而趙宋王朝，幫助趙匡胤登上皇位的武將集團被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削去實權，趙宋王朝需要重建統治集團。

為了防止武將做大，趙宋王朝有意扶持文官，從太祖趙匡胤開始就有不到萬不得已不殺文臣的規矩，有宋一朝，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崇高，成為了僅次于皇權的統治階級，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說趙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也不為過。

士大夫與自漢代開始的世族有不少相似之處，主要區別在于宋朝的士大夫需要經過科舉選拔，作為趙宋王朝地位最高的一個群體，士大夫集團掌握著巨大的權力，在趙宋王朝那樣一個商品經濟極其發達的時代，擁有巨大能量的士大夫集團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手中的權力置換成財富，而在土地交易如此發達的宋朝，擁有大量財富后還有什么比購買土地更劃算的買賣呢？

于是，一個在經濟上擁有大量最重要土地資源，在政治上擁有僅次于皇權的巨大能量的士大夫集團便成為了趙宋王朝的最重要統治集團，他們的選擇將直接影響趙宋王朝的命運。

用現在的話說，有宋一朝的士大夫是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喜歡風險。

三國時期的世家大族，尤其是南方世族，對于北伐完全沒有興趣，北方世家大族們南征的欲望倒是足一些，但這也是因為他們認為南征的最壞結果不過是失敗后繼續維持現狀，對于他們來說也沒有什么損失。

而有宋一朝的士大夫集團除像之前的世家大族一樣擁有土地和財富，更重要的是他們經受了系統的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脫胎于周禮，其更加重視的是組織內部的穩定，也就是說有一定保守性。

本身就不喜歡風險的趙宋士大夫，從小接受的又是以維持內部穩定為主要目的的儒家思想教育，由他們組成的帝國統治集團，一定是保守有余，進取不足。

好了，從經濟制度、社會組織形式、軍事制度以及統治集團的偏好等幾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趙宋王朝的形象也大致可以被勾勒：這個王朝從上到下更重視的是內部的穩定而非向外進取，遇到問題會選擇最穩妥的方案而不是可能收益最大的方案，而更為尷尬的是，這個帝國在建立之初就沒有收回中原王朝的所有傳統疆域，而收回疆土靠的又恰恰是趙宋王朝最為不放心的武將，在這樣的王朝中，在建立之初收不回的領土大概率就永遠也收不回了。

最后的最后還有一個問題：商品經濟十分發達的趙宋王朝，如果不遭到外敵入侵，到底有沒有機會誕生出那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全面剖析趙宋王朝后，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不過是趙宋王朝先天不足，沒有發布均田令，不能讓農民擁有土地的代償，且這個帝國的社會財富中的大多數亦是流向了作為統治集團的士大夫群體，這個群體與皇權共生，或許有個別野心家會想到去取代某個皇帝，但是這一群體絕無動力去取代皇權。

沒有土壤，又何來萌芽？

某種意義上講，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制度實驗，它向我們展示了除了傳統的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外，古代中國社會還能以那種形式存在，這個實驗以崖山的最后悲壯而告終，它的功過都成歷史，其與傳統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孰優孰劣注定不會有一個定論，但后續的明清兩朝在制度設計時的選擇，或許能給給出一個模糊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