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馮其庸關于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剽竊案”的回憶很重要

一、這兩天，關于南京博物院館藏明代仇英《江南春》為何現身拍賣市場一事，鬧得沸沸揚揚，有人發文講到1980年代的院長姚遷的往事。有讀者問我，知道不知道這個案件。很巧，我關注這個案件有好多年了。

二、最早知道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的“剽竊案”事，是1984年，我大學二年級暑假。那一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等三篇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點名批評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以權謀名，侵吞他人學術成果。鬧的沸沸楊的。開學后，我聽說，姚遷自殺了。

二、1994年，我到當年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杜 導 正老手下工作，他是當年姚遷事件報道的當事人。閑談時，我問過老人家關于這件事的情況。他說，這是我主持光明日報期間發生的事情，姚遷自殺后，我感到很痛心，“那么一個有才華的人竟然自殺了！”杜老唏噓不已，悔恨之情溢于言表。

（姚遷）

我問：“即使‘剽竊案’成立，姚遷也不至于自殺啊！，是不是還有其他內幕呢？”杜老說，具體的情況我不太能說清楚，你可以查一下。他說，中紀委后來派人調查，證明是一樁冤案！這是我的一大失誤！杜老晚年致力于對歷史的反思，對自己的失誤更是苛責。我贊賞杜老這種反思精神，但總覺得，這件事背后有故事。此后，我一致關注姚遷案。

三、2012年7月初，我幫助編輯《朱厚澤文集》，其中有一篇1986年4月4日朱厚澤在《光明日報》全國記者會議上的講話，涉及到了姚遷：

剛才杜 導 正同志談到你們報紙近年出的兩件事,一件是孫永根,一件是姚遷,再加上去年辦公司,賠了本。對這些事,當然要吸取教訓,切實改正。但是不是因為發生了這么幾件事,《光明日報》就不那么光明了呢?我看還是《光明日報》嘛!總結經驗教訓好,處理學術文化問題,對待專家學者的事,要更謹慎些,分寸感要更強些。辦報紙、對人對事,旗幟要鮮明。但同時要注意,分寸要恰當,態度要誠懇,引導要得法,否則也會事與愿違。希望《光明日報》發揮與知識界廣交朋友的好傳統,擴大影響,把黨和知識界的聯系更加密切起來。

這段話，涉及到兩個人，姚遷是其中之一。按照編輯體例，要加注。我對這件事依然不得要領，就只好加了這樣一個注釋：

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發表《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等二篇報道，并配發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點名批評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以權謀名，侵吞他人學術成果。姚遷自殺。后證明是一樁冤案。

后來，我讀到馮其庸老口述《風雨生平》，其中有一節專門講到了“姚遷事件”，敘述了他與姚遷的關系，處理姚遷事件中他的作用，以及胡耀邦批示才得以處理的情況，留存心中多年的謎團算是解開了。

四、用“算是”字眼，是保守的，因為我覺得這件事還有疑問地方。

2016年9月，網上有一篇文章《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后人為什么要狀告南京博物院》，講到了龐萊臣的后人與南京博物院的關系，其中提到了姚遷。雖然并沒有說姚遷案與此有沒有關系，但讀到馮老的回憶，我竟然想起來這篇文章來了。這種想，是瞎想，或者說是搞歷史人一種職業直覺。兩者有沒有關聯？要靠史料說話。

五、2020年10月，原江蘇經濟報副總編輯王喜根兄，得知我關注此案，熱情地給我介紹了江蘇省委的另一個當事人，原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葉緒泰，并愿意陪我一起去采訪葉老。我自然很高興。10月23-24日，在喜根兄的陪同下，我和當時的同事楊芳一起去蘇州一家療養院，采訪葉緒泰老。這次采訪，收獲很大，得到不少珍貴材料。而且，葉老雖然高齡，但思路敏捷，記憶力很好，講述了不少當年的事情。但是，關于整個案件的來龍去脈，我還有解不開的扣，所以，文章也遲遲沒有寫出來。

六、我在我所讀到的有關姚遷案的回憶材料中，我覺得馮老的文章比較詳細、公道。希望有知情人提供史料，以期還原歷史真相。馮老的文章，網上有，查起來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