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真女士:
您好。
您回應我的《我與南央女士的過往》(下文簡稱“過往”)的兩個版本,我都拜讀了。
兩個版本所注明的寫作日期,都是2024年6月26日。第一個題為《關于南央之事我想說》版本在微信流傳時,即時就有好幾個朋友轉給我,我才知道,您和我居然有好幾個共同的微信朋友,不免平添了一份親切。
第二個版本題為《支持南央,反對誤導——簡評徐慶全的一篇網文》,登在網刊《記憶》354期上,與第一個版本有很大的區別。這區別我也理解,這一期《記憶》大概有一半的篇幅是針對我的,或者說是聲討我的,您要是還像第一個版本那樣“溫良恭儉讓”,與這種氛圍不合。
讀了您第二個版本和《記憶》的文章,我的感覺是:有得有失。
得,是得意:第一,《記憶》在學界比較知名,我也常看,居然兩次(第一次是2018年)放下身段集中聲討我,無意中抬高了我的身價——有一些朋友加我微信或者成為我公號的讀者,說明是讀了《記憶》而加的。第二,您和李女士等作者,大致都是五〇后,比我大十歲左右。想想,我這個六〇后小弟弟值得你們“組團”集中火力批判,這待遇也不是常有的。所以,我說我得意,真不是矯情啊,是實實在在的表達。我知道,我這樣說,可能招來您或別人諸如恬不知恥等等詞匯的辱罵,可是,我還是要說真心話。
失,是失望。這失望是專門針對您的。為啥這么說?因為我自打讀了李女士的“母親”后,我對她的“幼兒園敘事邏輯”和為這套邏輯服務的為我所用的取舍材料的路數非常了解,她寫出“遺憾”那樣的文章,我不吃驚;即使她污我為“臥底”,也是那套思維邏輯的產物,同樣不值得大驚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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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喜歡這部電影的,就借用了這個名字)
而您,我開始認為是不同的。第一,雖然素昧,但我讀過您寫在那十年經歷的文章,我覺得,您的文章有敘事邏輯,有反思,我比較喜歡。第二,是讀了您回應我文章的第一個版本,我感覺您至少和李女士不同,您基本上還是說理的,盡管您說的這個理與我“過往”中的主題不大能扯上關系。
您在第一個版本《關于南央之事我想說》開篇說:
前日晚,上海遜姐打來電話,我們閑聊中,提到微信群里開始熱傳的一篇文章,我告訴遜姐,看到了標題《我和南央女士的一段過往》卻沒打開,把自己對南央的看法說給《上海溫格史》的作者、很有見解的好友遜姐。昨天下午又見到群友轉發的此文,注意到作者徐先生是原《炎/黃/春/秋》的一位骨干編輯,他發在自己的公眾號的此文正在傳播。很好理解,當年許多人熱切盼望每一期《炎/黃/春’秋》,每一期都呈現給我們不容忽視的真相,鼓舞大家不忘歷史、團結向前,自從唯一能說真話的期刊換帥變味后,涼了多少心啊!終于有人說起《炎/黃/春/秋》,引人注目是必然的。
徐先生公開與南央的過往,希望澄清誤會,指出南央寫文章是“幼兒園的敘事邏輯”,并聲明南央“欠一個道歉”。看了徐先生此文,我有幾句話想說:
接下來的您“想說”的話,大致是顧左右而言它,并沒有直接否定我的敘事邏輯,與我的文章內容關系不大。
文章結尾您說:
最后我想對徐先生提個建議:放棄誤會吧,南央不欠誰的,無需道歉。我們成長的環境引導大家互相提防互不信任,引導“好人”對“壞人”、對“敵國”心懷仇恨,這是典型的反教育!成熟之后我們懂得,沒有什么偉光正,沒有完美之人,我們每個人都有優缺點,消弭誤會放棄埋怨才是正確選擇。
這段話有點“拉偏架”的意思,不過,我并不覺得過分。理由是,您是大姐姐,小弟弟聽訓就好了。所以,我對您的“遜姐”、也是我多年老友李遜說:“感謝你的老友提供了另一個看問題的視角。我也希望讀到更多的商榷文章,哪怕是顧左右而言他的。”
這意思您能讀得出來,在我是不準備回應您的。
可是,當您第二個版本《支持南央,反對誤導——簡評徐慶全的一篇網文》在《記憶》刊發出來后,我對您失望至極,覺得不能不回應了。
首先,題目改了,原題為《關于南央之事我想說》比較中性;而“支持南央,反對誤導”則有了“社論”的氣勢。可是,
第一,這氣勢來自于您的一種假設:我的“過往”一文在此時刊發,是針對李女士那場官司的。在您看來,李女士是正義的,我自然就是非正義的。為此,您陷入了我在“過往”中所提到的“幼兒園的敘事邏輯”,就有理由采取謾罵的手段了。
第二,“誤導”這詞用在這里不合適:您一方面把我貶得一錢不值,另一方面又肯定我還有“誤導”他人的影響力,自相矛盾。我要是您,就絕不用這樣可能抬高對方身價的標題。
其次,文章開頭改了,容我再引如下:
微信群里熱傳的一篇文章《我和南央女士的一段過往》。作者徐慶全,是原《炎/黃/春/秋》的一位編輯。徐慶全的文章借公開自己與李//南央的過往,強詞奪理地貶損李(南央)寫文章是“幼兒園的敘事邏輯”,說李//南央欠他“一個道歉”。他在文章里還指名道姓拉拽出多位昔日的領導和同事,借口碑佳、人氣旺的幾位大家的威望,抬高自己。令我鄙夷的還有一點,就是他文中不止一次點明刊物領導曾宣布讓他出任總編輯,這事無論真與假,分明是拿雞毛當令箭,想當官想昏頭了吧?
在這個開頭里:
1、“徐先生”變成了“徐慶全”——開始渲染不屑的情緒。不過,這也沒什么,您是大姐姐,對我直呼其名也應該。
2、我由“一位骨干編輯”變成了“一位編輯”——事實沒錯,但可以變來變去的,只要我需要。
在第一版中,您說“許多人熱切盼望每一期”雜志,我相信您是“許多人”中之一,您對雜志內容包括人事更迭應該有所了解。退一步講,即使您不了解,您為之辯護的李女士的“遺憾”一文也說得很明白:我當了四五年副總編輯,后來任總編輯——我任了這個總編輯,才有李女士那“遺憾”的主題嘛。我相信,您在第一版中把我定義為“一位骨干編輯”,是字斟句酌的,但大致也還準確。
至于第二版中我變身為“一位編輯”,并沒錯,但在您,是為“令我鄙夷”的下文進行鋪墊的:“就是他文中不止一次點明刊物領導曾宣布讓他出任總編輯,這事無論真與假,分明是拿雞毛當令箭,想當官想昏頭了吧?”這就不應該了吧。
您鄙夷我當然可以,不要說一點,就是十點,也是您的權利。但是,故意無視事實則不應該。事實是:我當了總編輯,雜志版權頁上寫得明明白白。雞毛也好,令箭也罷,昏頭再也罷,都是您無視事實的想象。
3、語言有戾氣了,諸如“強詞奪理地貶損”、“令我鄙夷”、“分明是拿雞毛當令箭,想當官想昏頭了吧?”——這是我少年時代被灌輸的語言,是您青年時代使用的語言。
4、文章結尾也有不同,不必再轉引了。我只說其中的一句:“歲月匆匆,文/革親歷者們急需反思,從自身做起,拋棄奴顏婢膝,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堅決與開歷史倒車的言行決裂!”
說實在的,看到這句話我就樂了,“親歷者們”的確有人在反思,包括您在內。可為什么反思來反思去,語言表述、思維邏輯、敘事邏輯還是不自覺地回到當年的場景呢?“堅決與開歷史倒車的言行決裂!”,這種“那十年”的小報語言,就是那么駕輕就熟,不自然就溢出來了。
為什么會這樣?這才是我這封信想跟您探討的重點。
您出生在一九五〇年代,我出生在一九六〇年代,大致還是屬于同一個大年齡代的人。我從小就在那個不堪回首的不說人話的語境下長大,對這種“強詞奪理地貶損”、“雞毛當令箭,想當官想昏頭了吧”以及“堅決與開歷史倒車的言行決裂!”的語體非常熟悉。這種話語霸權、唯我獨尊的戾氣,我手頭隨便就可以找出一個我成長年代的文本,您用的詞不難涵蓋。
其實,作為成長年代的印記,這種唯我獨尊的戾氣,我身上也有且不自覺。后來,我看到一位高層人士的剖析才倏然驚醒。他說:唯我獨尊的這種戾氣,是“吃狼奶長大的”一種。我知道,盡管那十年結束我才14歲,但是,我也是從那革命話語的高地上晃蕩過來的,不可避免地要活在歷史的延長線上。所以,我一直逼著自己“吐狼奶”,力求擺脫習慣思維,學會尊重事實,學會有話好好說。
可是,意識到這一點不難,但真正做起來比較難。長期以來思維和行動上的慣性,很難徹底克服的。這讓我有時很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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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和比我年長十歲的老大哥武克鋼訴說過這種苦惱,他認為這沒救。他說:“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和語言習慣要徹底改變,得像我這樣的五〇后都死光才有可能!”;我知道我這個年齡段也如此,就不自覺地跟了一句:“還得加上我這樣的六〇后一起死光”。為了惕然自己,我特別發了圈。
讀到您文章的第二版以及小半本《記憶》,我失望,悲哀地,深深地失望,真覺得克鋼兄那“沒救”二字是真義。您想想,以揭示“那十年”歷史真相為主旨的《記憶》,以寫出“那十年”經歷與反思的真誠的您,一旦意淫中的敵對標靶確立,“幼兒園的敘事邏輯”就不自覺地流淌出來了,充滿戾氣的話語霸權,隔著屏幕我都能感到猙獰。
您在國外生活,可以想象,您一定是位體面的女士,或者自認為是體面的人。體面的人不會讓人感到猙獰,體面人至少話要好好說,至少會尊重事實。
所以,我能說的是,其實,被遮蔽的成長年代的痕跡,以及思維邏輯和語言習慣,一直支配著我們。您讓我在失望之余,明知道“沒救”還是對自己又多了一份警惕,這是我要感謝您的。
所以,我能說的是,您完全有權利批評我,甚至教訓我,但,請您有話好好說,行嗎?
您或接近不逾矩的年齡,我也成為六十歲的老漢了,我們都有給下一代哪怕一點點美好的責任和義務。我想,如果我們能夠有話好好說,摒棄那種戾氣,也算是一點點美好的一種吧。
文安!
徐慶全
2024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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