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兩會｜浙江省政協委員袁清：將“企業出省”置于與“企業出海”同等重要的戰略位置

中經記者 方超 張家振 上海報道

作為外貿大省，浙江省2025年交出的“外貿答卷”格外亮眼。

2026年1月14日，在浙江省十四屆人大四次會議“廳長通道”上，浙江省商務廳廳長周向軍介紹稱，2025年，浙江省外貿出口逆勢增長，首次突破4萬億元大關，規模穩居全國第2位。

在持續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浙江省也提出要“全力推行內外貿一體化”。《中國經營報》記者日前從浙江省政協委員，民盟省委會委員，浙江大學北京研究院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浙江大學國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長袁清處獲悉，其帶來了將“企業出省”提升至與“企業出海”同等戰略高度的建議。

（浙江省政協委員袁清。受訪者/圖）

“浙江省作為我國的經濟大省和開放大省，在推動‘企業出海’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形成了開放型經濟的先發優勢。”在袁清看來，“相較于‘企業出海’的轟轟烈烈，‘企業出省’的戰略價值尚未得到充分認識和釋放，存在‘重出海、輕出省’的慣性思維。”

打破“重出海、輕出省”慣性思維

在中國企業紛紛掀起出海潮的另一邊，更好推進“企業出省”也越發受到外界矚目。

“‘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優化產業布局，促進重點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的戰略部署，要求積極推進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和關鍵產業備份。”袁清認為，將“企業出省”置于與“企業出海”同等重要的戰略位置，是浙江省踐行國家“十五五”規劃戰略部署，破解省內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制約，拓展經濟發展縱深、服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必然選擇。

“‘企業出省’與‘企業出海’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輔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服務于浙江省高質量發展。”袁清直言，“企業出省”與“企業出海”同為拓展發展空間的核心路徑。

袁清認為，“企業出海”是利用全球市場與資源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而“企業出省”則立足國內，利用我國東中西部的梯度差異，降低綜合運營成本，開拓潛力巨大的內需市場。

袁清舉例稱，2024年，浙江省對美出口依存度達7%，遠超全國2.8%的平均水平。“通過有序出省布局國內市場，能有效分散過度依賴單一國際市場的風險，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堅實支撐。”

“‘企業出省’與‘企業出海’既是同為保障產業鏈安全的重要支撐，也是同為踐行國家戰略的必然要求。”袁清進一步表示，“企業出海”是參與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建設貿易強國的體現。而“企業出省”是落實國家“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舉措。浙江企業向中西部轉移，能夠帶動當地產業升級和就業增長，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作出積極貢獻。

健全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

“盡管浙江企業出省已取得了一定進展，但進程仍顯遲緩。”袁清表示。

袁清分析認為，在推動“企業出省”方面，浙江省還存在“區域產業分工不清，同質化競爭突出”“中西部要素支撐與配套能力不足”“跨區域利益協調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例如，在“區域產業分工不清，同質化競爭突出”層面，袁清表示，部分中西部地區在引進產業項目時缺乏科學的差異化定位和論證，招商政策趨同，導致承接的產業與浙江省轉出企業的定位重疊，容易引發新一輪的重復建設和內部競爭問題，不能形成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良性格局。

“部分企業對出省的戰略意義認知不足，仍將目光聚焦于海外市場。廣大中小企業普遍缺乏跨區域經營的管理經驗和專業人才，對離開浙江省成熟的產業配套生態心存恐懼，面臨‘不敢轉、不會轉’的難題。”袁清表示。

在袁清看來，這主要與“頂層設計缺失，戰略引領不足”“區域協同機制不健全，市場分割依然存在”“要素市場化改革滯后，跨區域流動不暢”等因素息息相關。

據記者了解，為進一步推動浙江省“企業出省”，袁清還帶來了“強化頂層設計，明確戰略定位”“創新協同機制，破解利益協調難題”“強化要素保障，提升支撐能力”等“破局之道”。

袁清建議，破解利益協調難題，可健全利益共享與補償機制，大力推廣并創新“飛地經濟”模式，核心是建立清晰的稅收分成（如“飛出地”與“飛入地”按比例分享）、GDP雙重統計等機制。同時，探索設立省級跨區域產業轉移補償基金，對因企業外遷導致短期內稅收減少的市縣給予一定補償，并支持承接地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

袁清還建議，鼓勵浙江省與中西部省份共建多種形式的“飛地”，如“產業飛地”“科創飛地”“人才飛地”等。“通過協議形式明確‘飛出地’和‘飛入地’政府在管理、服務、收益等方面的權責利邊界，建立長效、穩定的利益分配機制。”

（編輯：張家振 審核：童海華 校對：顏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