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自詡是“歐洲文明的盾牌”，格陵蘭危急時刻，基輔卻連象征性行動都沒有

2026年初，當北極圈的寒風夾雜著華盛頓的“領土購買欲”襲向格陵蘭島時，歐洲地緣政治的版圖上出現了一幕極具諷刺意味的錯位。

長期以來，基輔方面一直以“歐洲文明的盾牌”自居。在澤連斯基政府的敘事中，烏克蘭軍隊是歐洲唯一具備大規模實戰經驗的“準北約力量”，是抵御外敵的“最前哨”。

這種認定在2026年1月6日的巴黎安全協議中達到了高潮——烏克蘭在那時幾乎是以“歐洲防務準核心”的姿態，與英法德等國共商“長治久安”。

然而，當格陵蘭主權危機這一真正考驗歐洲防務整體性的火點燃時，自詡為“支柱”的基輔，表現出的卻是令人尷尬的死寂。

面對特朗普政府對格陵蘭島赤裸裸的覬覦，歐洲各國在2026年1月表現出了罕見的團結。

丹麥發出了求援，法國的聯絡官到了，德國的偵察兵到了，就連此前和丹麥爭奪格陵蘭的挪威也加入了其中。這不僅是一場軍事調動，更是一場關于“歐洲屬于歐洲人”的政治表態。

然而，在這一場捍衛歐洲領土完整的“合唱”中，那個平時嗓門最大、聲稱“烏克蘭的邊界即是歐洲自由邊界”的基輔，卻連象征性的音符都沒有發出。

基輔不僅沒有派遣哪怕一名觀察員前往努克（格陵蘭首府）以示聲援，甚至在外交辭令上也顯得極其吝嗇。這種沉默，讓此前那些關于“歐洲防務一體化”的宏大敘事顯得像是一場自作多情的獨白。

烏克蘭無法參與格陵蘭防務的理由，現實得近乎殘酷：一個在ICU里靠輸血維持生命的病人，確實沒有力氣下床去幫鄰居看家護院。

截至2026年初，丹麥已累計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700億克朗的軍事援助，甚至連壓箱底的F-16戰斗機都送到了基輔。

諷刺的是，當丹麥自己的領土主權面臨外部威脅，急需盟友站臺時，它最慷慨的受援者卻只能在第聶伯河畔保持沉默。

烏克蘭目前的每一顆子彈、每一份工資都高度依賴歐洲的財政撥付。

對于基輔而言，所謂的“歐洲防務一部分”，在實踐中更像是一種“單向的安保服務”——歐洲負責出錢出力，烏克蘭負責在自己的地帶打自己的仗。

這種“準盟友”關系的脆弱性在格陵蘭危機中暴露無遺：當資源出現競爭時，烏克蘭不僅無法輸出安全，反而成為了歐洲防務資源的競爭者。

歐洲官員們正焦頭爛額地在“保衛格陵蘭”和“繼續援烏”之間拆東墻補西墻，而基輔唯一關心的，就是在那份900億歐元的歐盟新貸款計劃，何時才能早日進行打款。

烏克蘭的集體失聲，除了資源枯竭，更多了一層外交投機的精明。

2026年的特朗普政府，既是格陵蘭的“覬覦者”，也是烏克蘭能否活下去的“關鍵判官”。

基輔深知，如果此時為了表現所謂的“歐洲防務一體化”而去格陵蘭島給丹麥站臺，無異于公開扇華盛頓的耳光。

對于澤連斯基政府來說，歐洲的“領土完整”固然重要，但特朗普的“停火協議”和“援助承諾”才是生死線。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奇觀：烏克蘭一方面在布魯塞爾的會議桌上慷慨激昂地討論“歐洲共同防務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在北大西洋的主權危機面前裝聾作啞，唯恐避美國之席而不及。

這種“間歇性參與”的防務邏輯，徹底撕碎了基輔作為“歐洲安全捍衛者”的道德外衣。

格陵蘭危機的寒風，像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了烏克蘭在歐洲防務體系中真實的位次——它是一個被動的安全接收端，而非主動的安全貢獻者。

如果烏克蘭真的是其口中所說的“歐洲防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在歐洲盟友面臨主權挑戰時，哪怕是一次象征性的海上聯合巡邏，或是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援聲明，都是應有之義。

然而，基輔選擇了最為利己的沉默。

這或許在提醒歐洲各國：一個建立在巨額援助之上的“防務支柱”，在真正的多面危機面前，可能只是一根精美的塑料支撐桿。

當歐洲多國在北極冰原上孤獨地對抗大國博弈時，他們或許該重新審視，那個遠在東歐、自詡為“盾牌”的伙伴，究竟是在保衛歐洲，還是僅僅在保衛那份不斷續簽的援助賬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