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達成驚人默契：從不否決印度入常，因為根本走不到投票階段

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從來沒有否決過印度加入常任理事國，這件事看起來很反常，其實再正常不過了。

不是因為五常心軟，也不是暗中支持，而是印度的入常議題根本不可能走到需要使用否決權的地步。

很多討論把焦點放在否決權上，認為只要五常點頭，印度就可以“上桌”，但是聯合國的設計制度，并不是這樣運行的。

這就是為什么幾十年來，五常從未被迫對印度入常表態。

回到歷史的起點，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印度并不是沒有機會，美國曾經提議讓印度代替中國進入安理會，蘇聯則提出設立第六個常任理事國。

這些方案在今天看來很有吸引力，但是當時尼赫魯全部否決了。

尼赫魯的判斷并不難，他知道，一旦印度踩著中國在聯合國占據優勢，聯合國體系就會分崩離析，印度也會被打上“破壞分子”的標簽。

真正影響印度入常進程的是1998年，那一年，印度在拉賈斯坦沙漠進行了五次地下核試驗之后，正式宣布自己是核國家。

新德里很直接，入常要實力，實力靠核威懾，在國內這一步得到喝彩，但是國外則迅速引起了反彈。

安理會通過了要求印度停止核試驗的決議，許多國家開始了對印度的制裁，金融、技術、投資三方面一起收緊，表面上是外交上的摩擦，實際上印度失去的是一個很寶貴的歷史機遇。

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全球產業鏈就開始重組了，資本溢出到傳統的發達經濟體之外，在新的生產基地尋找機會。

東亞、東南亞迅速承接過來，印度因為受到制裁以及不確定性的影響而被排除在主要轉移路徑之外。

一般使用的是“制度責任”以及“穩定貢獻”，而核試驗則發出風險信號，這一步直接使印度在入常問題上喪失了道義上的優勢。

意識到單打獨斗沒有用之后，印度就開始結盟了。

2004年，印度、日本、德國、巴西組成G4，這不是臨時拼湊起來的，而是精心設計出來的組合：亞洲、歐洲、拉丁美洲這三個大區的經濟體量都不小，國際影響力也不弱，試圖成為一個不能忽視的改革力量。

但是真正的阻力并不是來自于五常，而是來自于另外一個更大的群體，即“團結謀共識”陣營。

該陣營有100多個成員國，其中大部分為中等或中小國家，它們的態度很明確，堅決反對增加新的常任理事國，只同意增加非常任理事國。

常任席位一增加，國際權力格局就再也定型了。

G4的每一步推進都會觸發精準反制，反對的一方并不需要戰勝四個國家，只需要不斷地強調“改革要達成共識”，就可以使討論原地踏步。

2005年，G4想吸引非洲國家加入，以人數上有所突破，但是非洲內部在代表權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誰來代表非洲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合作很快就瓦解了。

2006年，印度、德國、巴西繞過日本再次提出方案，結果還是沒有改變。

這也是人們常常忽略的一個問題，安理會改革沒有通過，并不是因為被否決了，而是被“拖死”了。

近幾年，印度終于在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位置上坐穩了，2021到2022年，印度不但是當選國，而且連任了兩次輪值主席，印度總理親自參加了安理會的公開辯論，主題為海上安全。

形式上則顯示了印度國際地位達到的最高點，但是從結構上來看，這反而加強了反對者的意見，非常任席位都可以參與決策了，為什么還要增加常任呢？

“咖啡俱樂部”也同步在行動，堅持只擴大非任期席位，即使期限延長，也不會讓“常任”二字落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走了一條更加現實的道路，加入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環印度洋聯盟，增加自己在多邊機制中出現的次數，把入常變為長期目標，把影響力變為短期抓手。

印度外長曾經公開指責過聯合國改革速度太慢，也有人提出了“另起爐灶”的說法，這些話更像是談判籌碼，并不是真實的選項。

因為現實就在那里，五常不愿意放手權力，中小國家不愿意固化等級，程序本身也給每個人留下了拖延的空間。

于是就有了今天這樣一個看起來很奇怪但實際上很合理的情況，五常沒有反對印度加入，因為印度加入五常的問題從未真正進入否決階段。

沒有投票，當然就沒有否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