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對華出最后底牌，美媒警示勿忘40年前歷史教訓

從去年11月7日，高市早苗發表錯誤涉臺言論以來，中日關系就陷入持續僵局。中日關系緊張，日本經濟受到波及，國際輿論譴責接踵而。高市早苗面對日本國內外的抨擊，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日本政壇出現反對高市早苗的聲音，這讓高市早苗內閣深感不安。

日本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彥就曾不止一次地批評高市早苗，在處理中日關系上缺乏外交智慧。野田佳彥還說，高市早苗內閣的高支持率是掩藏在“日本民眾對其的新鮮感”之下，“蜜月期”一過，很多問題就會顯現。

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面對日本經濟疲軟的弊病，高市早苗內閣并未給出有效的解決措施，發放的“大米券”在日本民眾看來并不能解決物價飛漲的根本問題。野田佳彥認為，高市早苗在諸多領域的措施都沒有太大效果，因此決定在1月23日的國會上對高市早苗內閣發起不信任動議。

2024年1月，一記重磅驚雷在東京政壇炸響：現任首相高市早苗毫無征兆地宣布解散眾議院，強行提前開啟大選。這一舉動絕非按部就班的施政流程，而是一場不計后果的政治梭哈。彼時日本正深陷內憂外患的泥潭。國內抗議聲浪此起彼伏，中日外交降至冰點，經濟指標更是跌跌不休。

面對重重危機，高市早苗非但沒有尋求破局良策。她反而企圖通過選舉機器的碾壓，強行封住所有質疑者的嘴。美國媒體對此發出的警告充滿了宿命感：“還記得40年前的《廣場協議》嗎？”那個因決策失誤而讓日本墜入“失落三十年”深淵的夢魘，仿佛正在歷史的輪回中重新上演。

這場政治風暴的引信，早在2023年11月7日就被點燃。當時高市早苗在公開場合拋出涉臺謬論，這番言語瞬間將原本就脆弱的中日關系推向了斷崖。中方的反制手段雷厲風行且切中要害——立即啟動對日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

這記重拳精準打擊了日本經濟的七寸：要知道，日本高端制造業對中國稀土資源的依賴程度高達90%，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在內的軍工巨頭，其生產線仿佛被瞬間抽走了靈魂，連夜陷入癱瘓狀態。

高市早苗面對危機的反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眼見日本旅游業蒸發逾3000億日元、水產出口額斷崖式下跌67%，她開出的“急救藥方”竟然是向每戶居民派發面額僅為5000日元的“大米券”。

當東京的主婦們緊攥著這張薄薄的兌換券在寒風中排隊時，她們或許并未意識到，在高達8.2%的通脹率面前，這點微薄的補貼甚至無法覆蓋一周的蔬菜開支。

立憲民主黨黨魁野田佳彥在國會質詢中一針見血地抨擊道：“這不是解決問題，這是在侮辱民眾的智商。”劇情在1月23日迎來了更荒誕的高潮。野田佳彥正式向國會提交了針對高市早苗內閣的不信任案，而長期作為自民黨執政盟友的公明黨也徹底決裂，轉頭與立憲民主黨展開秘密接觸。

當媒體追問公明黨黨魁齊藤鐵夫為何選擇分道揚鑣時，他的回答意味深長：“我曾主動提出去北京當'信使'，但她連回應都沒有。”這句簡短的回答徹底撕開了溫情面紗：高市早苗壓根沒想過修復中日關系，她眼中只有如何用強硬姿態去收割選票。

在關乎國運的抉擇上押注豪賭，這已不是日本政客的首次表演。翻閱史冊，眼前的景象竟與往昔驚人地重合。1985年，在日本屈從于美國壓力簽署《廣場協議》后，政府為對沖風險強行刺激經濟，將基準利率從5%腰斬至2.5%。

這一瘋狂舉措直接催生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資產泡沫——彼時東京的地價總和甚至足以買下整個美國加州。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彼時同樣對經濟學家的預警置若罔聞，偏執地堅信“只要堅持就能贏”。

結局眾所周知，1990年泡沫破滅，日本經濟慘遭腰斬，GDP增速從輝煌的5.4%暴跌至0.8%，至今仍未走出那“失落三十年”的陰影。高市早苗如今的所作所為，簡直就是40年前那場悲劇的復刻版：面對結構性危機不思調整，反而變本加厲地加注。

更令政界心驚的是，她在做出解散眾議院的重大決定前，竟然連自民黨內的“壓艙石”麻生太郎都未曾知會。這種“先斬后奏”的政治突襲，在派系盤根錯節的自民黨生態中，無疑是在自掘墳墓。黨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資深議員在私下場合無奈地嘆息。

“她以為趁支持率還有53%時快速收割選票，就能壓制所有反對聲音。但她不明白，支持率只是民眾對新首相的新鮮感。等真正投票時，選民看的是你解決了什么問題。”這種試圖“以選舉代治理”的投機思維，在日本政壇可謂流毒甚廣。

2009年，民主黨曾靠著“政權更替”的響亮口號入主內閣，卻因缺乏治國實干能力，短短三年便倉皇下臺。如今的高市早苗，正亦步亦趨地踏上同一條不歸路：她妄圖用“閃電戰”的速度去碾壓“程序正義”，用選票帶來的暫時性勝利，去粉飾政策上的徹底潰敗。

高市早苗這場豪賭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政治體制深層次的病變。當一國領袖寧愿冒著經濟崩盤和外交孤立的風險去博取選票，也不愿低頭審視自身錯誤時，這已超越了個人性格的范疇，標志著整個決策神經中樞的壞死。

不妨看看鄰國韓國，尹錫悅政府在經歷對華關系緊張后迅速掉頭修正，僅耗時半年便將貿易額恢復至原先的82%。反觀日本，從去年11月至今，中日貿易額慘跌19%，直接經濟損失逾1.2萬億日元，而高市早苗卻始終拒絕收回謬論，像復讀機一樣機械地重復著“強烈抗議”的外交辭令。

更為致命的危機，潛伏在民意撕裂的斷層之中。《讀賣新聞》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盡管高市早苗的表面支持率維持在53%，但高達67%的受訪者對其強硬的對華政策表示明確反對，普遍認為“不應為了政治正確犧牲經濟利益”。

這種支持率與政策認同度的極度背離，恰恰揭示了她權力的根基是何等虛浮——民眾僅僅是為她營造的“強硬人設”買單，卻并不認可她的實際作為。一旦大選結果塵埃落定，這種認知錯位引發的分裂必將進一步惡化。

歷史學家秦郁彥曾精準地概括過日本政治的悲劇宿命：“每當面臨重大抉擇時，日本領導人總是傾向于用戰術上的強硬掩蓋戰略上的失誤，最終導致災難性后果。”從1941年偷襲珍珠港的狂賭，到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的妥協，再到如今高市早苗解散眾議院的孤注一擲。

高市早苗這場政治賭局的底牌，將在未來數周內被徹底掀開。但無論最終鹿死誰手，一個鐵一般的定律已無法更改：當一個國家的掌舵者將全部精力用于“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非“解決問題本身”時，這個國家的航向便已偏離至危險的礁石區。

40年前《廣場協議》留下的血淚教訓時刻警示世人，一次錯誤的戰略抉擇，足以讓一個國家葬送整整一代人的發展紅利。今日的日本，再次被推到了這個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遺憾的是，歷史絕不會仁慈地給予第二次修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