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口中的湯恩伯只有跋扈，可白崇禧、張發(fā)奎和傅作義卻不贊同

李宗仁在回憶錄里寫下**“跋扈”這兩個字，筆尖都快把紙給戳破了，那是1938年3月，臺兒莊外頭槍打得跟炒豆子一樣密，他一連發(fā)了四道急電，讓第二十軍團司令湯恩伯趕緊南下，夾擊磯谷師團，可電報室里的鐘都走到凌晨兩點了，參謀還是那句話，“湯部電臺靜默”，李宗仁當場就把水杯給摔了，這杯水后來進了他的《回憶錄》，成了湯恩伯“保存實力，不聽命令”的鐵證，可同樣是那個時間點，在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的作戰(zhàn)日記里，寫的又是另一回事，3月29號，白崇禧記著“湯軍團已轉(zhuǎn)進蘭陵，擬誘敵深入，斷其歸路”，旁邊還批了一句，“此系委座核準之案”**，兩條記錄就隔了三頁紙，卻像兩條平行的鐵軌，拉著同一趟火車，往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站臺開。

真正讓這兩條鐵軌交匯的，是蔣介石的一紙手令，4月2號，老蔣從武昌行營直接發(fā)電報，說“第二十軍團應(yīng)不顧任何犧牲，限于微日拂曉前到達臺兒莊東北側(cè)擊敵人”，電報末尾還特地加了句“中正在洛口候捷”，這是把自己的面子都押上去了，湯恩伯接到這手令，當天黃昏就帶著主力連夜南下，兩天兩夜跑了一百二十里地。

4月6號天剛亮，第八十五軍就從龍山、劉山那邊，猛地一下打在了磯谷師團的后背上，跟臺兒莊里頭的孫連仲部形成了合圍，連岡村寧次戰(zhàn)后都說，“側(cè)背突然出現(xiàn)的華軍，動作果敢、火力集中，指揮員決心不是一般的堅定”，可就在這個時候，李宗仁在臺兒莊南站，看著湯部士兵滿鞋的土，槍管都打紅了，還是冷冰冰地跟參謀講，“記下，湯恩伯遲到四十八小時”，這“四十八小時”后來也進了回憶錄，成了“跋扈”這個詞的具體數(shù)字，但就沒人問一句，要是沒有蔣介石那張手令，湯部是會繼續(xù)“抗命”，還是按原計劃完成包抄，這答案，估計就埋在臺兒莊城南的麥地里，連塊碑都找不著。

要是說臺兒莊那事兒還能用“戰(zhàn)術(shù)理解不一樣”來圓，那1944年豫中會戰(zhàn)的潰敗，就把湯恩伯跟桂系之間的那道縫，直接撕成了一條大峽谷，4月17號深夜，日軍第十二軍從中牟強渡黃河，湯恩伯在洛陽西邊的指揮部接到戰(zhàn)報，他覺得這只是“局部騷擾”，主力第十三軍、第二十九軍還集結(jié)在登封、密縣那一塊，準備再演一出“誘敵深入”的老戲。

可這回，岡村寧次扔進來了六個師團外加兩個獨立旅，玩的是“雙層迂回”，外頭用坦克第三師團直插洛陽西南的洛寧，切斷第一戰(zhàn)區(qū)的退路，里頭用步兵第六十二師團鉆進嵩山小道，直搗湯部后勤基地臨汝，就四天，湯軍團的補給線被連著砍了三刀，登封盆地成了一口燒紅的鐵鍋，李宗仁那會兒已經(jīng)調(diào)到漢中行營當主任，名義上管著第一、第五戰(zhàn)區(qū)，卻在日記里寫了句**“中原之敗，早在意料”**，既沒提醒，也沒調(diào)兵，就看著湯部在鍋里煎熬，好多年后，白崇禧私下里跟程思遠說，“德公（李宗仁）對湯俊伯（湯恩伯字俊伯）的看法，深到不愿伸手拉他一把的程度”。

5月5號，臨汝丟了，湯恩伯的指揮部被日軍騎兵沖散，他戴著士兵的鋼盔，拄著步槍徒步突圍，在伊河灘上碰見第十三軍直屬團，團長遞給他一塊壓縮餅干，他嚼了兩口，嗓子干得發(fā)澀，就說了一句，“給委員長發(fā)電，我湯某人在，洛陽就不會丟”，可當天半夜，蔣介石的回電卻是“洛陽守軍應(yīng)堅持核心工事，湯恩伯即率主力轉(zhuǎn)進豫西”，這等于用一張電報，就把“中原王”三十萬大軍給拆成了兩半，哪哪都在退，后來很多歷史書都把這潰敗歸結(jié)為“湯部軍紀不好，老百姓拖后腿”，卻很少有人提。

日軍在戰(zhàn)區(qū)發(fā)的傳單上，印著湯恩伯的半身像，旁邊一行漢字寫著“你的司令官已棄你們而去”，而就在那天晚上，李宗仁在漢中行營的宴會上舉著杯說，“中原雖敗，主力尚存，吾人仍握勝利之鑰匙”，那鑰匙到底在不在手里，只有湯恩伯自己知道，他后來在檢討書里承認，“部隊轉(zhuǎn)移途中，百姓指為逃兵，竟以鋤頭襲擊，傷兵亦不能免，此皆余平日失卻民心所致”。

那場敗仗打完，湯恩伯被調(diào)到貴州獨山，名義上是保衛(wèi)大西南，實際上是遠離了前線，李宗仁呢，去了北平當北平行轅主任，兩個人再也沒什么交集，1949年1月，李宗仁當了代總統(tǒng)，湯恩伯奉蔣介石的密令守上海，有人勸李宗仁用總統(tǒng)的名義把湯恩伯換掉，李宗仁長嘆一口氣說，“我今天要是撤了他，蔣先生馬上就能給他個新職位，中原那場敗仗都動不了他，現(xiàn)在又能怎么樣呢”，一句話，把派系斗爭里的那種無力感說得明明白白。

同年12月，湯恩伯跟著蔣介石退到臺灣，李宗仁卻跑去了美國，在異國的廚房里自己煮面條，一邊煮一邊跟秘書念叨，“湯俊伯如果在臺灣說起我，只會說我恨他，其實我只是煩透了那套嫡系雜牌的把戲”，1962年，湯恩伯病死在日本東京，胃大出血，臨死前用浙南口音跟護士說，“給我紙筆，我要寫……”，話沒說完，筆就掉地上了，三年后，李宗仁在《回憶錄》的定稿里，還是留著那句“湯恩伯跋扈縱橫”，但把初稿里的“畏戰(zhàn)”兩個字給刪了，沒人知道，他是不是想起了1938年4月6號拂曉，臺兒莊外頭那支槍管通紅的部隊，那支曾經(jīng)準時出現(xiàn)在敵人側(cè)背的部隊，只是比他記下的“四十八小時”，晚了兩天。

湯恩伯和李宗仁，一個死在異鄉(xiāng)的病床上，一個老在異國的廚房里，他們倆從來沒坐下來對過一次表，卻一起把“跋扈”和“成見”寫進了歷史，臺兒莊的麥浪早就變成了高樓，豫西的山風(fēng)還在吹著空蕩蕩的戰(zhàn)壕，只有那兩條平行的鐵軌還在，一條叫“戰(zhàn)術(shù)”，一條叫“派系”，火車開過去，只留下兩條黑影，哪個是真哪個是假，鐵軌下面的枕木都清楚，但它們從來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