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很復雜,又很簡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個愛國主義者。”
這是周總理對“和平將軍”張治中的評價。不得不說,張治中的一生真是跌宕起伏,不過,他始終都沒有與共產黨打過仗,后來在國民黨敗逃臺灣的時候,他也成了老蔣的“八大金剛”中唯一一位留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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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張治中為什么留下來,他后來又經歷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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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張治中出生在安徽的一個農戶家庭。家里薄田幾畝,全靠父親做篾匠、母親操持家務勉強糊口。日子過得緊巴巴,可父母卻認準了“讀書改變命運”的理,勒緊褲腰帶送他進了私塾。
小張治中沒辜負這份苦心,讀書格外用功。別的孩子背課文磕磕絆絆,他卻能連帶著晦澀的注釋一字不差地記下來。
14歲那年,科舉還沒廢除,他揣著一腔熱血去趕考,結果名落孫山。恰逢家里實在供不起了,他只好放下書本,踏上了顛沛流離的謀生路。
在豐樂河鎮的呂德盛商店當學徒時,他天不亮就得起床掃地、記賬、伺候掌柜,臟活累活全攬在身上;后來去揚州鹽務緝私營當備補兵,又輾轉到安慶巡警局做警察,好不容易進了巡警教練所,熬了幾個月才熬成正式警員。
那段底層生涯,是張治中一輩子都忘不掉的記憶。
他親眼看著苛捐雜稅把百姓壓得喘不過氣,看著洋人在街頭橫行霸道,看著官府對窮苦人頤指氣使。一顆“要改變這世道”的種子,就這樣悄悄在他心里扎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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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劃破長夜。張治中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光復的消息,當即收拾好簡單的行囊,一路輾轉跑到上海,加入了學生軍。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他跟著部隊來到南京,被編入陸軍入伍生團。從武昌陸軍軍官預備學校,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步科,他一步一個腳印,把一身軍事本領練得扎扎實實。
1916年,從保定軍校畢業的張治中,被分配到安徽“安武軍”見習。可沒待多久,他就遇上了糟心事:安徽督軍倪嗣沖要帶著部隊北上,幫段祺瑞解散國會。
這明顯是違背民意的勾當,張治中骨子里的正氣不允許自己同流合污。他二話不說,收拾行李離開安徽,一路南下奔赴廣州,投奔孫中山先生發起的護國運動。
在駐粵滇軍里,他從上尉差遣做起,跟著部隊南征北戰,靠著實打實的戰功,一步步當上了營長。槍林彈雨里摸爬滾打的日子,讓他更堅定了“軍人當保家衛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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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滇軍在潮州被桂軍繳械,他被送到上海,之后又應同學邀請去川軍任職,卻在部隊叛亂中險些喪命,最后裝成傷兵才僥幸逃脫,狼狽地回到老家養病。
1922年,張治中輾轉來到上海,考進了上海大學。在這里,他不僅學俄文、補英文,更接觸到了進步思想。課堂上的新思潮,街頭巷尾的愛國呼聲,讓他的眼界豁然開朗,原來救國救民,不只有扛槍打仗這一條路。
次年,朋友的一封邀請信,讓他再次踏上前往廣州的路。他先在靖國桂軍總司令部當參謀,后來又去虎門幫忙籌建桂軍軍官學校,做起了大隊長。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黃埔軍校的籌建提上了日程,經保定軍校的推薦,張治中與這所改變他一生的軍校,結下了不解之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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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張治中正式走進黃埔軍校的大門,出任第三期入伍生縱隊上校副總隊長,沒多久又代理總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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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埔的日子里,他身兼數職,軍事委員會航空局局長、航空學校校長、第二師參謀長……可在眾多頭銜里,他最看重的,還是和周總理等共產黨人的合作。
那時候的黃埔軍校,國共兩黨攜手辦學,氛圍熱烈又融洽。張治中看著周總理等共產黨人一心為國、作風正派的樣子,打心底里敬佩。
他主動找到周總理,提出了想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只可惜,當時國共兩黨有約定,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入黨,這件事只能作罷。但這并沒有影響張治中和共產黨人的友誼。
這份情誼,一守就是一輩子。
蔣介石對張治中十分賞識。從黃埔時期開始,兩人合作了20多年,張治中始終是蔣介石信任的軍政要員之一。可即便深得器重,張治中卻有著自己的底線:絕不參與內戰。
在十年內戰期間,國民黨將領們大多忙著“剿共”擴張勢力,張治中卻一次次主動交出兵權。他先后4次帶兵打仗,要么是抗擊軍閥,要么是抵御外侮,唯獨沒和共產黨打過一次仗。
每次戰事結束,別人搶著攥緊兵權不放,他卻二話不說,轉身就回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當教育長,安心教書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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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好幾次想讓他繼續帶兵,都被他婉言謝絕。在那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這份不戀權位的清醒,顯得格外難得。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突襲上海,十九路軍浴血奮戰,戰況危急。遠在南京的張治中急得徹夜難眠,他主動找到蔣介石請戰:“如果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很快,他被任命為陸軍第五軍軍長,兼任第八十七師師長和左翼指揮官。出征前,他甚至寫下了遺書,抱著以身許國的決心,帶著部隊奔赴前線。
在江灣北端到吳淞西端的防線上,他親自到前線指揮作戰。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士兵們看著指揮官和自己并肩沖鋒,士氣大振,硬是和裝備精良的日軍血戰了數月之久。
雖然部隊傷亡慘重,卻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抵御外侮的決心。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后,張治中出任京滬警備司令長官。“八一三”淞滬會戰打響,他又擔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帶著部隊在張華浜、川沙口等地與日軍殊死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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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當時國民黨內部彌漫著消極抗戰的情緒,蔣介石一心指望國際調停,導致前線作戰處處受制。
從9月11日起,中國軍隊被迫從進攻轉為防守。張治中看著戰局一步步惡化,和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的分歧越來越大,滿心憤懣之下,他在9月22日向大本營遞交了辭呈。
這年11月,張治中調任湖南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一到湖南,他就提出“建設一個新時代的湖南”的目標,把“廉正勤勇”定為省訓。
他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緩解傷兵安置難題,規范兵役征調,打擊土匪作亂,湖南的社會秩序漸漸穩定下來,老百姓對這位辦實事的省主席贊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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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運卻又一次給了張治中一記重擊。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湖南從抗戰后方變成了前線。11月上旬,岳州失守,日軍兵鋒直指長沙。12日上午,張治中收到了蔣介石的電報,電報里冷冰冰地寫著:如果長沙守不住,就把全城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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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令如山,張治中縱然滿心不忍,也只能下令讓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和保安處長徐權安排焚城事宜。
可誰也沒想到,負責放火的保安第二團官兵,竟然沒等正式命令,就在13日凌晨擅自點燃了大火。熊熊烈焰吞噬了整座長沙城,無數百姓葬身火海,千年古城化為一片焦土。
這場“長沙大火”震驚全國,蔣介石為了平息民憤,把酆悌等人當作替罪羊槍決,張治中也受到了革職留任的處分。心灰意冷的他,沒多久就辭去了湖南省主席的職務,黯然前往重慶。
1939年3月,張治中被調到蔣介石身邊,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主管軍事,成了蔣介石的近臣,能參與最高軍事機密。
1940年9月,他又接替陳誠,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臨時干事會書記長。
在蔣介石的一眾手下里,張治中是少有的敢說真話的人。20多年的合作生涯里,不管是政治、軍事還是經濟問題,只要他覺得不對,就敢當面和蔣介石爭辯,有時候甚至會爭得面紅耳赤。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他更是寫下萬言書,直言蔣介石處理中共問題的方式有誤,苦勸他以民族大義為重,和共產黨繼續合作抗日。只可惜,蔣介石根本聽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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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全國人民都盼著能過上太平日子。張治中更是忙前忙后,一邊在主和派人士中奔走,一邊苦勸蔣介石恢復國共和談。在各方壓力下,蔣介石終于松口,電邀毛主席前往重慶談判。
8月27日,張治中和赫爾利乘坐專機抵達延安。第2天,他陪著毛主席、周總理、王若飛等人飛往重慶。
談判期間,他盡心盡力斡旋,為雙方溝通牽線搭橋。為了保證毛主席的安全,他特意把自己的官邸桂園讓出來,還調來了家鄉的憲兵隊負責守衛。
10月10日,經過43天的艱難談判,國共雙方在桂園簽訂了《雙十協定》。11月,張治中又親自乘坐專機,護送毛主席回到延安。
臨行前,毛主席握著他的手說:“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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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張治中代表國民黨參加軍調處三人小組,依然主張和平解決國內問題。3月,他調任西北行營主任,管轄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四省,還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新疆任職期間,他致力于維護民族團結,嚴懲貪污腐敗,免除農牧稅,為當地百姓做了不少實事。
1948年夏天,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蔣家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
張治中看著滿目瘡痍的國土,心急如焚,他明知大勢已去,卻還是最后一次向蔣介石進言,勸他停止內戰,可惜依舊沒能打動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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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日,張治中以國民黨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飛去了北平,與中共代表團進行談判。
經過半個月的協商,雙方達成了《國內和平協定》。可南京政府卻斷然拒絕簽字,和談宣告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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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失敗后,張治中原本打算返回南京復命,周總理得知后,立即趕去勸告、挽留他:“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現在不能再對不起你。”
周總理還告訴他,中共已經派人把他的家人從上海接到了北平,讓他放心。看著妻兒平安出現在眼前,這位硬漢忍不住紅了眼眶。他終于下定決心,留在北平。
消息傳到廣州,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不僅發表文章辱罵他,還開除了他的黨籍。張治中憤而發表文章,公開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
新中國成立之后,張治中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1949年9月,他受毛主席、周總理囑托,接連給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省主席包爾漢發電報,勸他們認清形勢。在他的努力下,新疆最終實現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場戰火浩劫。
此后的日子里,張治中始終心系祖國統一大業,他撰寫文章,呼吁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以民族大義為重,早日回到祖國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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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時期,他也遭到了不公對待,不過幸好有周總理出面保護,才讓他躲過一劫。即便身處困境,他依然不忘為國分憂,曾寫信給毛主席,為遭受迫害的干部們仗義執言。
1969年4月6日,這位為和平奔走了一生的將軍,在北京溘然長逝,享年79歲。
回望張治中的一生,他出身貧寒,卻靠著勤學苦干闖出一片天地;他身居高位,卻始終清正廉潔,不謀私利;他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卻始終與共產黨赤誠相待,堅守民族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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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他沒有選擇隨波逐流,而是用一生踐行了“和平”二字的重量,他值得后輩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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