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梯出現糞便”，“還有人從陽臺往下扔垃圾”，東京這個小區外國人占比63%讓當地人抓狂……

東京這個小區的南大門張貼著這樣的告示：

這些圖片已經并非來自匿名網絡爆料，而是出現在日本主流周刊的實地報道中。在東京葛飾區的新小巖，一個外國人比例高達63%的區域，正在被推到“外國人共生問題”的聚光燈下。隨著在日外國人人數持續增長，這里成為日本社會率先感受到結構變化壓力的地點之一。

葛飾區在東京并不算陌生，這里因為電影《男はつらいよ》而被很多人記住，寅次郎的出生地柴又，至今仍是觀光景點。從柴又向西南約5公里，便是JR新小巖站。對東京通勤族而言，這個名字意味著“便利”。

搭乘總武線快速，從新小巖到東京站只需13分鐘，前往成田機場也在1小時左右。正因如此，這里長期被稱為“葛飾的南大門”。而從新小巖站向西北步行約5分鐘，就進入了西新小巖2丁目。正是這片區域，近來在社交平臺上因一組數字引發持續討論——外國人比例超過六成！日本人反而是少數存在。

西新小巖2丁目緊鄰一級河川中川，區域結構相對單一。除區立中小學外，住宅幾乎全部由都營住宅和公團住宅構成，成片的團地排列其間。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看，這是典型的“高度集約型居住區”，人口密度集中，公共空間使用頻率高。

截至今年1月1日，該地區總人口為1135人，其中外國人居民723人，日本人為412人，外國人比例達到63.7%。這一數字在東京23區中都屬極端值。作為對照，鄰近的西新小巖1丁目外國人比例約為12%，3丁目約為10%；而整個葛飾區約47.2萬人口中，外國人僅3.25萬人，占比約7%。這種“點狀突起”的結構差異，使西新小巖2丁目顯得尤為突出。

在當地居住近40年的一位70多歲的日本老漢直言，變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最近五六年間逐步顯現。“外國籍住戶明顯增多，大約是從5年前開始的。中國人數量壓倒性地多，占外國籍住民的八到九成。放在整個團地來看，居住者中約六成都是中國人，除此之外，也有韓國、緬甸、越南、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的人。”

拋糞的也有可能是印度人……

但數量變化帶來的，并不僅是語言和面孔的不同。由于不少住戶不掛門牌，也不會使用日語交流，長期居民對鄰里的真實情況并不清楚。在日本人已經成為“少數派”的團地中，又以高齡者居多，這種不透明感本身，就在不斷放大不安情緒。

新小巖團地由兩棟9層和14層建筑組成，總戶數339戶，建成已有44年。得益于持續的修繕與管理，從外觀上并不顯破舊。但問題并不出現在建筑本身，而是集中在公共空間的使用上。

負責團地清掃的工作人員提到，自己5年前剛開始這份工作時，與現在相比，外國籍住戶在體感上增加了近三成。垃圾問題始終反復出現，許多新來的住戶并未理解或遵守日本嚴格的垃圾投放規則，不按回收日投放、不做分類的情況并未隨著時間改善。尤其令人疲憊的是，從陽臺直接向下拋擲垃圾和煙頭的行為。只要繞著樓棟走一圈，便能撿到四五十個煙頭。

相比之下，真正讓清掃人員感到抓狂的，是偶爾出現在共用樓梯等公共區域的人類糞便，雖然不算多，但一年總會出現兩、三次，每次都必須用大量清水反復沖洗，但氣味往往難以完全消散，這些細節并不適合在社交媒體上反復渲染，卻實實在在構成了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為什么如此多的外國人尤其中國人會集中選擇新小巖團地？當地自治會相關人士給出的解釋并不復雜。新小巖團地屬于公團住宅體系，不要求日本國籍，也無需本地保證人。只要收入條件達標，便可申請入住。對于剛到日本、尚未建立穩定社會關系網絡的外國人而言，這樣的制度門檻極低，要知道現在日本外國人租房的門檻挺高。

戶型與租金同樣具備吸引力。約70平方米的3DK，月租在13萬日元左右（約6000人民幣），在東京23區并不算高。對以家庭為單位剛來日生活的外國人而言，這樣的空間與價格組合極具現實性。

再加上交通便利、高層視野開闊，天氣晴好時可以看到東京晴空塔、東京塔，甚至遠眺富士山，這些因素在熟人圈和中文社交平臺中被不斷強化，使這里被描述為“性價比極高的東京居住地”，進而形成明顯的聚集效應。

但居住的“容易”，并不自動轉化為參與的“自覺”。隨著外國居民比例快速上升，自治會運作開始面臨現實壓力。新小巖團地的公共清掃、環境維護，長期依靠自治會費維持，但加入自治會的外國籍住戶幾乎為零。一方面他們不繳納會費，另一方面卻自然享受公共服務，這種被形容為“搭便車”的狀態，正在削弱原有社區的信任基礎。

居住在新小巖的葛飾區議員竹本利昭指出，不只是團地，商店街中外國人增加同樣明顯。推進共生，已經成為地方層面無法回避的議題。讓外國籍居民加入自治會，理解規則、承擔義務，形成“自己也是社區一員”的當事者意識，是共識所在，但現實進展緩慢。

新小巖的情況，并非孤立現象。它更像是日本在進入“外國人定居時代”后，最早暴露出的摩擦樣本之一。當人口結構變化的速度，快于制度調整和社會磨合，最先浮現的往往不是宏觀沖突，而是垃圾、清掃、異味、規則這些最具體、也最難忽視的日常問題。

從我們國人的角度看，新小巖的問題并不完全陌生。大量人口在短時間內跨地域流動，先解決“住下來”的問題，而對社區規則、公共責任與長期相處方式的理解，往往被放在更靠后的位置。在國內高速城市化的過程中，類似的摩擦也曾反復出現，只是發生在不同城市、不同群體之間。區別在于，日本的生活秩序高度依賴規則自覺，一旦這一環節出現斷層，矛盾便會被迅速放大，并集中顯現在最日常的細節之中。

對許多來到日本的外國人而言，新小巖更像是一個“落腳點”，而非需要長期經營關系的社區。但在當地居民眼中，這里卻是必須共同維護的生活空間。兩種認知之間的錯位，正是問題持續累積的現實背景。新小巖呈現出的，并非簡單的對立，而是移民節奏快于融入過程時，必然出現的階段性陣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