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沒有沉默，勇敢發聲

文 | 難得君

張文宏醫生又發生了。

這次不是關于口罩，而是在香港的一個論壇上。

他說，在自己管理的醫院里，他拒絕把AI引入醫生的日常工作系統。你可以自己私下用，但不能在我的病例系統里用。

這話說得很直白，甚至有些“不近技術潮流”。他的理由簡單而堅硬：只有當你的專業水平高于AI時，你才能駕馭它，才能識破它可能給出的虛假或錯誤信息。否則，你就會被AI牽著鼻子走，還自以為走在康莊大道上。

這話不只是說給醫生聽的。

上海交通廣播報道了一件事，一位普通市民王女士，正為母親遭遇的一場糟心事奔走。老人家里的方太燃氣灶點火器出了點小毛病，本來百十來塊錢就能修好。老人不想麻煩女兒，就像我們很多人習慣的那樣，問了問自己常用的AI助手“豆包”：“方太官方維修電話是多少？”豆包很快回應，給了一個400開頭的“全國24小時服務熱線”。故事從這里開始急轉直下。

上門的“王師傅”一臉嚴肅，指著灶里一塊發黑的零件（后來證明那零件根本不屬于這臺灶具），警告說問題嚴重，有燃氣泄漏爆炸風險，必須馬上換新灶。

老人被嚇得夠嗆，花1998元換了一臺聽都沒聽過的“藍寶石蘭焰”灶，舊灶還被師傅以“報廢處理”為由直接帶走。而那臺被帶走的方太原裝灶，買的時候花了六千多。

事后王女士找到真正的方太官方，才知道真相：只是小故障。那個400電話，那個言之鑿鑿的“王師傅”，那個“發黑的零件”，從頭到尾都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

更讓人無力的是，當你回頭去找那個AI助手“豆包”理論時，它會平靜地告訴你：它的用戶協議里早已寫明，不保證第三方內容的真實性。

你看，從頂尖醫院的管理者到家里的老人，從生死攸關的醫學診斷到日常生活的維修小事，“AI”這個詞，正以一種我們或許還未完全清醒認識的姿態，嵌入生活里。

張文宏的拒絕與王女士母親的被騙，看似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卻像鏡子兩面，照出了同一個猙獰的輪廓：不是AI這項技術不靠譜，而是我們的AI應用太不靠譜了。

這種不靠譜，首先是一種“能力剝離”的幻覺。

張文宏醫生說得透徹，他自己也用AI，因為他有足夠的專業底子去判斷、去篩選、去駕馭。AI對他來說，是一個強大的輔助計算器，而不是決策大腦。

問題就在于，現在有一股強大的潮流，正在試圖把AI包裝成、甚至直接當作“大腦”來售賣和使用。

一個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實習生，借助AI能瞬間生成一套聽起來無比專業、數據詳實的診療方案。

這方案他敢直接用嗎？病人敢接受嗎？

但誘惑就在這里：它讓你產生了一種“我已經擁有了專家級能力”的幻覺。這種幻覺在寫論文、做文案、生成報告時，后果或許是一堆垃圾信息；但當它侵入醫療、法律、金融、教育這些容錯率極低的領域時，我們付出的將是無法挽回的真實代價。

這種不靠譜，更深層的是“責任真空”的陷阱。

王女士母親的遭遇，是一個完美的案例解剖。AI助手給出了錯誤信息，導致了財產損失。

那么，誰該負責？

是那個編造虛假400電話并上傳到網絡的信息源頭？是那個坑蒙拐騙的“王師傅”？還是那個抓取了虛假信息并將其作為“答案”整合反饋給你的AI平臺？

現實是，源頭難以追溯，騙子狡猾隱身，而AI平臺則會搬出那份你從未仔細閱讀過的用戶協議，優雅地撇清一切關系：“信息僅供參考，請自行核實。”

這就形成了一個詭異的局面：我們因為信任“科技”的“中立”與“高效”而使用AI，但當我們因這份信任而受傷時，卻發現面前空無一人。

沒有主體，沒有責任人，只有一行冰冷的免責聲明。

當工具犯錯的代價由使用者獨自承擔，而工具的制造者和賦能者卻安然置身事外時，這不是進步，這是文明社會責任鏈條的一次可怕潰散。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種不靠譜的AI，正在加劇社會固有的不平等。

張文宏醫生有地位、有聲譽，他的質疑能被聽見，他的拒絕能被尊重。但如果是一個普通醫生提出同樣憂慮，聲音很可能被淹沒在“擁抱技術”、“效率至上”的宏大敘事里。同樣，那些擁有“專家”、“院長”、“領導者”頭銜的人，如果他們開始依賴AI生成報告、做出決策，他們的結論會因為其頭頂的光環而被輕易采信，哪怕其中摻雜了AI的“幻覺”與“編造”。而一個勤懇的年輕人，即便他真正刻苦鉆研，他的成果也可能因為“不夠AI化”、“不夠炫酷”而被低估。

AI本該是拉平信息鴻溝的工具，但在實際運行中，它可能正在固化甚至加劇一種新的不平等：話語權的不平等。有資源、有地位者濫用AI，其危害會被放大；無資源、無背景者依賴AI，則可能永遠被困在信息繭房和低質量輸出的循環里，正如那位國外教授對學生的怒吼：總用AI糊弄作業，你們將來可能只剩下去麥當勞打工！

那么，我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們需要的，或許是一次集體的清醒。我們要意識到，當前許多被打上“AI”標簽的產品和服務，本質上是“尚未成熟的、有重大缺陷的、且權責關系模糊的技術應用”。它遠未達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層次，它更像一個記憶力超群但缺乏常識、有時會為討好你而信口開河的快嘴伙計。

因此，張文宏的“拒絕”不是保守，而是一種珍貴的專業操守和負責精神。他把病人的安危，置于對時髦技術的無條件擁抱之上。這是一種標桿。在任何關乎重大利益的領域，治病、投資、司法、教育，我們都應該豎起這樣一道閘門：人的最終判斷和責任，必須牢牢掌握在合格的、有專業操守的人手中。AI可以輔助，但絕不能主導；可以參考，但絕不能盲從。

而對于日常層面，王女士母親的教訓則是一記響亮的警鐘。它告訴我們，在這個信息愈發蕪雜的時代，我們對任何便捷渠道獲取的關鍵信息，尤其是來自AI整合的信息，都必須啟動最基礎的“不信任”驗證程序：多方核對，查找官方信源，對夸張的警告保持警惕。這很累，但這正是技術泛濫時代保護自己必須付出的“智商稅”。

說到底，技術本身沒有善惡，但掌控技術的人有善惡。

我們期待的不是一個AI替代一切、人類躺平享福的未來。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AI真正成為合格工具，由具有人性良知的人來駕馭的未來。

在那之前，對任何將AI奉為圭臬的喧囂保持距離，這是我們對自己，也是對這個世界，最基本的保護。

最后，說點實在的。我寫這篇文章，不是否定技術，而是告訴大家真實的現狀。

從現在起，對我們面前那個看似無所不能的“AI”，多一點審視，少一點盲從。這份審視，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