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初秋，湖南長沙。
一封從北京發(fā)來的加急電報，把這條老街弄得人心惶惶，消息甚至一直傳到了中南海。
這會兒的鄭家鈞，正守著一盞快沒油的燈，手里死死攥著女兒夏蕓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指關節(jié)因為用力太猛，泛著慘白。
因為家里實在掏不出幾塊大洋的學費，這位烈士留下的孤女，剛剛咬著牙做出了輟學的決定。
她的父親，就是22年前在刑場上喊出驚天動地那句“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的鐵血硬漢。
可偏偏到了今天，英雄的尸骨都涼透了，他這唯一的“后來人”，卻因為窮，被擋在了新中國大學的校門口。
這是歷史跟咱們開的一個玩笑，還是現(xiàn)實太沒人情味兒？
咱們把時間倒回去，看看1928年3月，漢口的那間死牢。
空氣里全是血腥味和霉味，28歲的夏明翰被打得遍體鱗傷。
眼瞅著就要行刑了，他沒帶怕的，借了半截鉛筆，在紙上寫下了那首讓山河變色的絕命詩。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寫這行字的時候，他是個視死如歸的戰(zhàn)士；可當腦子里閃過妻子鄭家鈞和還在襁褓里的女兒時，筆尖還是忍不住顫了一下。
他是個有血有肉的大男人啊，在那一刻，他以為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給了主義，把死的悲壯留給了自己，卻不知道，他其實把最難熬的“生”，留給了那個柔弱的妻子。
槍聲響了，夏明翰倒下了。
但他哪里知道，真正的煉獄，才剛剛輪到他的遺孀頭上。
鄭家鈞，這個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那可是國民黨通緝令上的頭號目標。
她本是書香門第的大小姐，為了反抗包辦婚姻逃出豪門，在革命的洪流里撞見了夏明翰。
夏明翰不光是她男人，更是她的領路人。
他教會了她啥叫革命，卻在最殘忍的時候，把這個爛攤子扔給了她一個人。
丈夫犧牲后，鄭家鈞連哭的功夫都沒有。
她把長發(fā)剪了，脂粉抹了，甚至連名字都不敢用真的。
為了躲避敵人的斬草除根，她抱著還在吃奶的夏蕓，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逃亡。
從上海躲到長沙，從城里躲到鄉(xiāng)下，哪兒風聲不緊就往哪兒鉆。
一個單身女人，帶著一個“赤匪”的后代，在白色恐怖眼皮子底下討生活，這難度不比在前線沖鋒陷陣小。
她沒啥一技之長，唯一的活路就是那雙拿過筆、現(xiàn)在卻全是老繭的手。
白天，她東躲西藏；到了晚上，她就借著月光刺繡。
一針一線，繡出來的不是花鳥魚蟲，而是娘倆第二天的救命口糧。
在那段暗無天日的日子里，窮就像影子一樣甩都甩不掉。
為了給女兒省下一口干飯，鄭家鈞常年喝稀粥、吃爛菜葉子。
她對自己摳門到了極點，一件衣服補丁摞補丁，穿了十年都不舍得扔。
可在女兒讀書這事兒上，她卻大方得像個揮金如土的闊太太。
不管逃到哪兒，不管家里哪怕只剩最后一把米，她都要送夏蕓去讀書。
“你爹是用筆戰(zhàn)斗的，你不能當睜眼瞎。”
這是鄭家鈞對女兒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夏蕓這孩子懂事得讓人心疼。
她知道爹是誰，更知道媽為了守住這個秘密吃了多少苦。
在顛沛流離的求學路上，她從來不哼一聲苦，成績硬是穩(wěn)穩(wěn)地排在前頭。
可是，人的意志力再強，也干不過 窮這一字。
到了1950年，天雖然亮了，解放了，可家里的米缸那是徹底見底了。
長期的營養(yǎng)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早就把鄭家鈞的身子骨給拖垮了。
這時候夏蕓考上大學，這本該是告慰英靈的大喜事，誰知道反倒成了壓垮這個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學費、路費、生活費，就像三座大山壓在頭頂。
夏蕓看著母親佝僂的背影，默默把錄取通知書收了起來：“媽，我不讀了，我去做工養(yǎng)家。”
鄭家鈞一聽這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眼淚當場就下來了。
她恨自己沒本事，更恨這該死的窮，差點讓她把夏明翰留下的最后一點指望給弄丟了。
就在娘倆走投無路的時候，轉機來了。
夏明翰當年的老戰(zhàn)友們，沒把這對母女給忘了。
當他們費盡周折找到鄭家鈞，看著這一家徒四壁的慘狀，這群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漢，眼眶瞬間就紅了。
烈士流了血，哪能讓家屬再流淚？
情況一層層往上報，最后一直傳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案頭。
主席看著報告，沉默了半天。
夏明翰是他早期的戰(zhàn)友，那句“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當年激勵了多少紅軍戰(zhàn)士跨過雪山草地啊。
主席大手一揮，批示必須特事特辦。
很快，組織上的安排下來了：夏蕓直接保送進北京農業(yè)大學（也就是現(xiàn)在的中國農業(yè)大學），學費全免，生活費國家全包。
不光這樣，考慮到鄭家鈞身體不好，組織上還要接她去北京定居，給最好的醫(yī)療照顧，讓她安享晚年。
這一刻，命運好像終于肯向這對苦命的母女低頭了。
夏蕓的學業(yè)保住了，她能像父親盼的那樣，成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可對于去北京享福這事兒，鄭家鈞的反應卻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她拒絕了。
拒絕得那叫一個干脆利落，一點兒猶豫都沒有。
來接她的干部都愣住了：“大姐，這是組織的一片心意，也是您該得的待遇啊。”
鄭家鈞搖搖頭，那眼神堅定得跟當年的夏明翰一模一樣。
“老夏是為了主義犧牲的，不是為了讓我們母女當寄生蟲。”
在鄭家鈞的理兒里，國家剛成立，百廢待興，到處都缺錢，到處都缺人。
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她要是仗著烈士遺孀的身份去北京“享清福”，那就是給夏明翰臉上抹黑。
她這一輩子，傲氣慣了。
年輕時逃婚，是為了獨立；中年時守寡，是為了尊嚴；老了拒絕特權，是為了信仰。
她不光自己不去，還千叮嚀萬囑咐即將北上的夏蕓：“到了北京，別說你是夏明翰的女兒，要憑本事吃飯。”
夏蕓把媽的話刻在了骨子里。
在北京農業(yè)大學的校園里，沒人知道這個穿得土里土氣、只知道埋頭苦讀的姑娘，就是那位大烈士的親閨女。
她就像一粒種子，悶聲不響地扎進泥土里，拼命吸取養(yǎng)分。
畢業(yè)后，夏蕓主動申請去了基層，去了最苦的地方。
她在贛北的山區(qū)扎根，這一干就是幾十年。
從一名普通的技術員熬成了農業(yè)專家，她用父親給的生命，在另一條戰(zhàn)線上干完了父親沒干完的事業(yè)。
她沒拿父親的名字換過一次升遷，也沒向組織伸過一次手。
直到晚年，記者去采訪她，看著父親的遺像，滿頭白發(fā)的夏蕓只是淡淡一笑。
那一刻，她和父親，跨越了時空，算是真正重逢了。
1928年的刑場上，夏明翰用血證明了信仰；半個世紀后的和平年代，他的妻女用清貧和堅守，告訴了世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后來人”。
所謂的后來人，不光是血脈得延續(xù)下去。
更是那股子精氣神的傳承。
在這個人心浮躁的年頭，咱們是不是更該問問自己：如果當初沒有他們不計回報的犧牲，沒有這種近乎死心眼的原則，今天的我們，又會在哪兒？
夏明翰的頭，沒白斷。
他的后來人，把脊梁骨撐得直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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