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蔣介石拒不兌現承諾，但為何西安三方選擇了讓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隨蔣回了南京，隨即失去了自由。中央軍也掉頭直奔西安而來。

但另一方面，蔣介石依然派張沖轉告潘漢年，關于西北善后問題，希望采取政治的方式解決。同時蔣介石準備派張沖前往西安接周恩來南下會談。
鑒于這種情況，中共很快提出，周恩來等人在西安只在幕后團結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不要太露頭角，并且促使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通電說明擁護蔣介石。

至此已經很明顯，雖然此時紅軍已經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做著戰爭準備，但中共絕不想以戰爭的方式解決西北問題的。
因為中共從蔣介石的表態中看到了和平的希望，才會讓在西安的人員別太露頭，不過分刺激南京方面，以表達和平的誠意。
周恩來明確認為，現在西安三方聯系如此緊密的情況下，中共要想抽身做中間的調和人，幾乎不可能。
不得已，中共只能一方面繼續堅持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一起，積極備戰。另一方面，讓潘漢年告訴南京方面同意和平解決，但必須答應三個條件：
一、立即撤兵；
二、立即放張學良回陜；
三，兌現蔣之前的承諾。
對于周恩來去南京的事情，暫時不可能，因為張學良去了南京就已經上了大當。
其實，如果還要堅持這樣的條件，將不可避免的要與南京方面發生沖突，因為蔣此時對西北是不可能放手的。

在1月12日，楊虎城派往奉化向蔣介石陳述西安方面意見的李志剛回到了西安，并帶回了蔣介石的親筆信。信中提到：
對于張學良，稍加時日，必為之設法，使仍有效力革命之機會。對于解決西北問題的宗旨，必以政治建設為主，絕不至引起戰事。
周恩來看到這封信后，認為顧祝同任西安行營主任及中央軍一部進駐西北，是蔣的底線。在此情況下，完全拒絕蔣在西安設置行營和拒絕中央軍控制隴海路，則和平解決絕不可能。
所以，現在應該盡量爭取與南京共管陜甘，承認主要由中央軍控制西安和隴海路，但要盡量限制其兵力，使實際控制權還在我手中。
據此，周恩來與楊虎城再三商談，最終促使其同意了這一意見。隨后派鮑文樾帶上商定的方案去奉化，向蔣說明西安方面新的讓步條件。
15日，楊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米春霖回到西安，帶回了張學良的親筆信，以及張學良提出并經過蔣介石修改后的甲、乙兩案：
甲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甘肅。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駐陜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該路得斟酌若干部隊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綏靖主任之職權。附記：陜西綏靖公署或移設三原亦可。
三、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歸中央軍駐扎（鐵路線各縣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隊駐扎）。
乙案
一、東北軍全部調駐豫皖兩省，可先令由西荊公路集中南陽、襄樊、信陽一帶。
二、以王樹常（或漢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調楊虎城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總指揮，第十七路軍全部調駐甘肅。
早在13日，張學良被準許前往奉化溪口，蔣介石此時也在此養病，張學良此時還幻想著能夠就近與蔣介石商量西北善后問題。
但張學良并不知道，由于西安方面此前一直比較強硬，蔣介石和南京方面都認為這是由于張學良態度倨傲所導致。

蒙在鼓里的張學良，還在積極的勸說西安方面，讓他們趕緊從甲、乙兩案中選擇一個實行。
而在給東北軍將領的信中，更明確的主張東北軍選擇調出西北的乙案。在信中張學良提到：
在西北環境，多所不便，如不遵從委座意旨，決難挽此厄運。弟滿腹熱淚，一眼望東北，一眼望西北，而流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國家者，任何犧牲早已不計。盼諸兄計及國家厲害，勿專為我個人謀也。
張學良此時的目的仍然是爭取蔣介石對自己的信任，從而獲得自由。可是西安方面的所有人，幾乎都沒有看出張學良的意圖。
最終在1月16日，西安三方雖然做出正面妥協：
楊虎城也通電就職；
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變期間成立的臨時組織；
同意不再要求蔣介石兌現事變期間的承諾，將西安事變期間提出的各項主張交由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
對于西北的善后問題，只要求南京釋放張學良；
并要合理的安排防區分配。
其實也能夠理解，如果此時連堅持釋放放張學良這一條件都不再堅持的話，那么西北三位一體的局面，肯定就不存在了，參與西安事變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結果。
尤其是東北軍同志會當中的年輕軍官們，更是不顧一切的堅持與南京周旋到底，然而他們的這種態度，讓張學良是如坐針氈。
在19號，張學良又直接給楊虎城寫信，讓他們選擇甲案立即實行，以免夜長夢多，對于其個人問題，在陜甘事情沒有解決之前，不要再提了。
張學良為什么又讓西安方面接受甲案了呢？原來他不是建議乙案嗎？
這是因為張學良已了解到西安方面可能更愿意接受甲案。若事情真能這么解決固然很好，但如果西安方面一再堅持以放他復職為條件，甚至不惜與南京發生沖突，雖然主觀上是愛他，但實則會害了他，所以他要求西安方面不要堅持放他。
但在20號，楊虎城接到了蔣介石措辭嚴厲的回信，堅決拒絕了西安方面所提的方案。
蔣明確告訴楊虎城，不僅中央不會放棄西北，且陜甘問題一日不決，漢卿因責任深重，也絕無回去之可能。
且蔣強調，這是他最后的忠告，如在25日12點前，西安方面不接受中央的方案，那戰爭將不可避免。

但此時西安的情況非常復雜，楊虎城和東北軍大多數人都極力主戰，中共的處境變得非常尷尬。
如接受了蔣的條件，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中的左派可能會鋌而走險，右傾的也必將導向蔣介石。如此一來，同情者盡失，也沒有辦法掌握他們的軍隊。
如不接受，則只能打仗，但勝利的把握很小。一旦失敗，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必將分化，到頭來中共也只是得到了少量的部隊而已。
所以，此時中共是左右為難，打也不是，讓步也不是。也只好暫時原則上接受蔣介石修改后的甲案，同時準備戰斗。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西安三方決定立即派李志剛前往奉化表示原則上接受甲案，并放棄讓張學良回陜的要求。
此時中共卻有所擔憂，怕的是就算做出讓步也避免不了戰爭。西安事變蔣承諾了那么多，如今全部一筆勾銷。他們又怎么能夠相信蔣介石這次是真心實意的呢？
他們唯一能夠依靠的就是西北三位一體，一旦三位一體被破壞，等著他們的多半是中央軍的大舉進攻，那時候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要么被調走，要么被分化了，紅軍的處境將會比西安事變之前還要危險。
不過此時中共依舊堅持和平方針，打只是不得已而為之，若南京方面能夠提供有效保證，他們當然也不希望爆發戰爭。
所以中共讓潘漢年轉告南京方面，原則上同意蔣介石的方針，并且也會勸說西安方面服從這一方針。但是蔣介石必須同意五項條件：
一、保證和平解決后不再有戰爭；
二、不執行剿共政策，并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給養；
三、暫時容許一部分紅軍在陜南駐扎，可不駐商洛，因為合水、慶陽、正寧、淳化、鄜縣、膚施等地糧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駐別處；
四、請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
五、為使紅軍干部確信蔣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與發給經費，以便更好的準備抗日，要求蔣親筆答復周恩來一信，我們可保證絕對守秘密，因為紅軍干部尚有許多懷疑者。
根據中央的意見，彭德懷和任弼時從三原也趕到了西安。在22日上午，與楊虎城和東北軍抗日同志會中的左派軍官分別進行了會談。
經過勸說后，達成一致意見，也就是接受蔣介石修改后的甲案，但是與會者仍堅持，中央軍必須要退出甘肅。
然而此時發生了一件事情，讓中共更加急切的想要和平解決西北問題，這就是紅軍西路軍的嚴重失利。
本來西路軍已經到了涼州以西地區，準備繼續向西，接通新疆，接取蘇聯的援助。
但因西安事變后，西安的軍事吃緊，中央在1月上旬命令西路軍停止前進，在高臺、臨澤一帶創建根據地，以此在中央軍背后構成威脅，讓胡宗南不敢輕易進軍西安。

但此時西路軍補給嚴重短缺，又要守在荒漠，最終在1月20號被馬步芳攻破高臺，全軍大部分損失，軍長董振堂和3000多名將士壯烈犧牲。

西路軍被迫只能東進，準備回撤黃河以東，但其實已經無法實現了。
面對這種情況中央頗為著急，因為西路軍戰略價值非常重要，只要西路軍在胡宗南背后進行威脅，紅軍主力就能夠在西安作戰時保持機動。
形勢發展到這個地步，中共只能加速西北問題的和平解決。
22日，西安方面得知，顧祝同表示愿意以西安方面提出的六項條件為基礎做進一步商談，要求西安方面派人去潼關討論。最終在25日，楊虎城派米春霖前往潼關與顧祝同進行了談判。
顧祝同、陳誠和衛立煌給與了一定答復，從中可以看出，南京方面可能會接受對甲案做一定修改。
所以毛澤東也希望在軍事上做一定的爭取，盡可能對西安三方有利。于是在25日晚上，致電周恩來提出：
目前談判要點在要求陜甘不駐多兵，與紅軍一部駐陜南。后者由漢年交涉，前者由楊虎城向顧祝同提出。要求不超過十個師，最多不超過事變前的數目。
同時毛澤東也提醒周恩來要非常注意西安左派的過左情緒，一定要勸說他們接受甲案，做出妥協，退出西安。
此時，整個陜甘的善后問題，主要集中在對蔣介石的信任上了。
西安三方，都擔心現在答應了蔣介石，是否就能夠保證自身安全，是否就能確保不會有戰爭，是否就能確保張學良被釋放。
此前中共要蔣寫信做保證，但蔣始終拒絕。但蔣在事變后，對中共的態度一直還算客氣。宋子文也兩次代表蔣介石與潘漢年見面，愿意代蔣做擔保。27日，張沖也致電毛、周再度確認。

事已至此，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罷，在西路軍遭受嚴重失利，張學良扣在人家手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戰斗力又是如此，無論如何戰爭不是出路。
在1月27日晚上，中央作出決定，對南京作出讓步，事情看起來馬上就要按預想的那樣解決了。
然而就在此時，東北軍少壯派還是發動了二二事變，致使南京方面沒費吹灰之力就解決了西北問題。
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也隨之消失在了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