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把握證券犯罪案件行刑反向銜接可處罰性標準

近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健全行刑銜接機制,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出臺相關規范性文件,特別是專門印發了《人民檢察院行刑反向銜接工作指引》。證券犯罪具有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雙重違法性,專業性、隱蔽性強,鏈條化特征明顯,涉案金額多、社會影響大。最高檢提出,依法從嚴打擊證券犯罪。加強證券犯罪案件中行刑反向銜接“可處罰性”研究,有利于依法準確辦案,實現行刑適罰、罰當其過。

處罰法定性審查中遇到的問題

證據銜接及證明標準有待明確。一是證據轉化與適用規則不明?！蹲C券期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第18條第二項未明確證據轉化適用規則。行政調查措施的剛性弱于刑事偵查措施,且證券犯罪案件辦案周期較長,在證券行政處罰的證據體系以設備IP地址、資金流水等客觀證據為主的情形下,證監部門往往難以取得客觀證據,證據轉化適用規則的缺失不僅影響執法效率甚至還會導致可罰性的認識差異。二是主觀過錯證明標準不清晰。刑事案件證據標準為排除合理懷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關于內幕交易行為的認定問題”部分確立了證券行政處罰的優勢證據標準,兩者證明標準不同,但司法實踐中兩者的邊界并非涇渭分明。

刑法規范與行政處罰規范錯位。一是有刑無行。具體可以分為三種情形:其一,法律規范缺失。如刑法第169條之一規定了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但證券法并未設定相應的罰則。其二,行為要件不協調。如刑法第185條之一第1款背信運用受托財產罪的行為要件為“擅自運用”,而證券法第208條規定的行為要件為“歸入自有財產”或者“挪用”。其三,行為主體不統一。如刑法第181條第2款規定的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的犯罪主體包含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的從業人員以及證券協會或者證券監管部門的工作人員,而證券法第194條規定的行為主體卻僅包括證券公司及其從業人員。二是財產罰失衡。實踐中,存在證券類犯罪行刑反向銜接后科處的行政罰款金額顯著高于刑事罰金的情形。產生財產罰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三點:其一,法律規范錯位。刑法規定的罰金低于證券法規定的罰款,如刑法第179條與證券法第180條的規定。其二,執法司法裁量失衡。刑法或相關司法解釋未明確罰金標準,但證券法規定了較高的罰款基準。如刑法第182條與證券法第192條的規定。其三,財產刑規則不完善。罰金以非法募集資金金額、違法所得為標準,在無法查明或沒有非法募集資金金額、違法所得時法院無法科處罰金,而證券法卻在罰款罰則中予以明確。如刑法第180條第1款與證券法第191條第1款的規定。

處罰必要性審查中遇到的問題

“一事不再罰”原則的模糊適用。一要明確“一事”即“同一個違法行為”。在刑法與行政法交叉領域,一個自然意義上的行為(如一次內幕交易操作),同時觸犯了行政法律規范和刑事法律規范,構成了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此時,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并非兩個獨立的“事”,而是基于同一基礎事實、同一行為主體的同一行為事件。因此,毫無疑問滿足“一事”的前提。二要明確“再罰”的核心在于處罰種類的異同。行政處罰法第29條僅明確禁止了“兩次以上罰款”,為不同種類的行政處罰留下了并科空間。實踐中,由于審查標準模糊,有的主張將行為人已受到罰款處罰認定為屬于“一事不再罰”情形而決定不再移送證監部門。

從輕減輕情節在刑事和行政領域存在重復評價。在不起訴案件中,行為人具有一系列法定或酌定從寬情節,如自首、立功、坦白、認罪認罰等。這些情節在刑事程序中已經作為否定刑事可罰性或降低刑罰嚴厲性的關鍵因素被評價,并最終產生了“出罪”或“免刑”效果,在行政處罰環節能否再次評價并作為從輕或減輕處罰的依據,實踐中還存在不同觀點。在刑事領域,禁止重復評價是一項重要原則,它要求已經用作定罪情節的事實,不能在量刑中再次發揮作用,同一量刑情節也不能被數次評價。在行刑反向銜接中,容易產生兩面性問題:一是存在不利的重復評價。因為行為人在刑事程序中因從寬情節獲得了“出罪”利益,就在行政程序中對其作出更為不利的評價或加重處罰。二是如何對待有利的重復評價。將在刑事環節已被評價并從寬處理的情節,在行政環節再次作為主要理由請求給予大幅度的從輕或減輕行政處罰,可能導致評價過度,不當稀釋行政處罰的威懾力和懲戒功能。

準確把握“可處罰性”的具體路徑

強化刑事證據與行政證據的銜接轉化。一是明晰證明標準。刑事訴訟證據遵循“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行政處罰則應當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證明標準。從行政訴訟角度看,根據行政行為類型和對行政相對人權利影響的程度不同,存在優勢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和明顯優勢證明標準之分?；谧C券違法犯罪行為的特點,在判斷“可處罰性”時,既要避免以嚴苛的刑事證明標準審查涉案行為導致放縱違法,也要避免執法寬松降低證監部門取證責任。行政處罰法規定了過錯推定原則。在行刑反向銜接案件辦理中,也應堅持明顯優勢證明標準,即便刑事證據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只要結合在案證據構成明顯優勢,即可采信并認定應予行政處罰,除非被不起訴人有足夠證據證明其缺乏主觀明知,這也與最高法同相關部門的會議紀要中明確的推定責任邏輯相一致。二是加強證據銜接轉化。一要構建以構成要件為核心的證據銜接體系。檢察機關應跳出刑事指控的局限,圍繞行政處罰行為的構成要件進行演繹推理,最終形成檢察意見。建議構建以行為構成要件為核心的證據移送機制,行政檢察部門應當對刑事檢察部門移送的刑事證據進行審查、篩查,在制發檢察意見的同時將檢察意見所依據的證據材料同步移送證監部門。二要構建證據梯次審查規則。建議依據證明力的不同構建證據梯次轉化適用規則。具體而言:對實物證據進行形式審查適用,如果其已經刑事司法審查,符合刑事證據的證明標準,則可以直接在行政執法中適用;對言詞證據進行實質審查適用,對證人證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辯解等應重點審查是否為主體真實意思表達且能夠如實反映案件事實,對鑒定意見可對照行政訴訟證據規則進行審查,對符合上述規定的鑒定意見可直接作為行政執法證據使用,不符合時可通過補充鑒定、重新鑒定等方式解決。

加強刑法規范與行政處罰規范的銜接。一是樹立證券違法犯罪系統性治理觀念。檢察機關應當將行刑反向銜接作為規范證券市場秩序、維護證券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工具,避免就案辦案,將行政處罰作出后的效果納入考量范圍。二是構建財產罰評估機制。在現行刑法與行政法體系之下,檢察機關應當開展財產罰反向審視,在作出檢察意見前,評估是否會產生行政罰款畸高的情形。如果會產生此種情形,檢察機關應主動審查該案是否符合行政處罰法有關從輕或減輕的相關規定,若不符合相關規定,則應當建議證監部門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范圍內調整裁量標準,確保財產罰梯次銜接。

準確評價從輕減輕情節。在行刑反向銜接中,刑事和行政領域的處罰競合是客觀存在的,對同一事實所作的兩次評價是不同性質的,是彼此獨立的。但從過罰相當原則看,如果一個從輕或減輕情節在刑事和行政領域都被重復評價,可能會導致處罰結果與行為人的過錯程度不匹配,出現過輕或過重的情況。因此,檢察機關在評估行政處罰的必要性和幅度時,應對這些交叉情節進行功能性和目的性區分。一是肯定性評價。對于自首、立功、坦白、認罪認罰等情節,其更多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悔罪態度和人身危險性的降低,這些因素在刑事和行政領域均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行政量罰中,可以將其作為體現行為人配合調查、悔過態度好的表現,酌情予以考慮,但不宜作為決定性的、大幅減輕處罰的依據。若檢察意見擬提出的處罰種類(如資格罰、聲譽罰)先前未曾適用,則需進一步論證適用該處罰的必要性和正當性,需充分說明為何之前的處罰不足以達到制裁和預防的目的,為何追加新的處罰種類是必需的,并避免疊加處罰總體過重,造成實質上不公正的結果。二是否定性評價。對于退贓退賠、賠償損失、挽回危害后果等情節,其主要法律功能在于恢復被侵害的法益,彌補損害。這些情節在刑事領域的從寬評價,是對其積極補救行為的“對價支付”。當其法律價值在刑事程序中已被“消耗”殆盡后,在行政程序中不宜再作為主要的減責事由重復評價。行政處罰更應關注其違法行為本身對市場秩序造成的擾亂程度和社會危害性。行刑反向銜接中的行政處罰更要對多種利益和價值進行精細衡量,檢察人員必須在維護行政法秩序、確保處罰效果與保障行為人合法權益之間尋找到恰當的平衡點。

(本文系2025年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應用理論研究課題“行刑反向銜接可處罰性標準研究——以證券期貨類犯罪案件為例”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課題組負責人:宋海,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副檢察長。課題組成員:魯俊華、常智禮、何湘、張馨天、李夢樂)

[責任編輯：楊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