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一些醫院、診所、藥店等成為麻精藥品流出的一個渠道

中經記者 封莉 北京報道

販毒分子使用比特幣等虛擬幣交易，人毒分離、人錢分離更為普遍。封莉/攝影

“近年來，新型毒品案件已呈超越傳統毒品之勢，部分省份新型毒品案件在毒品案件中占比過半。一些醫院、診所、藥店等成為麻精藥品流出的一個渠道。”2月2日，在最高人民法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長劉為波表示。

《中國經營報》記者了解到，未成年人成為新型毒品濫用高危人群，甚至有初中生濫用。有的青少年濫用成癮后，又被人利用、教唆參與毒品犯罪或者以販養吸，從濫用者淪為犯罪者。

“互聯網+物流寄遞+電子支付”等非接觸式犯罪手段成為毒品販運新常態，販毒分子借助網絡勾連，利用物流寄遞或“埋包”交付，使用比特幣等虛擬幣交易，人毒分離、人錢分離更為普遍，查緝和取證難度增大，給案件審判工作帶來新挑戰。

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報近三年來人民法院依法懲治新型毒品犯罪主要舉措和成效，介紹當前我國新型毒品犯罪形勢特點。

據介紹，近年來，我國毒情向好態勢持續鞏固拓展，毒品案件數量大幅下降。2025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毒品案件23 732件，延續了自2015年以來的下降趨勢，較2015年高峰時期（13.9萬件）下降82.93%，較2024年（3.6萬件）下降33.82%，已回落至2000年之前的水平。

但受國際國內多種因素影響，當前我國毒情形勢復雜多變，特別是近年來新型毒品問題愈發突出，給禁毒工作帶來許多新問題新挑戰。

數據顯示，2023年至2025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毒品案件9.3萬件，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的被告人13.3萬人，其中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2.7萬人，重刑率達20%，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約13個百分點。

據劉為波介紹，從審判工作情況看，近年來，隨著國家禁毒工作力度加大，傳統毒品得到有效遏制，一些不法分子轉而瞄向醫療用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質，作為傳統毒品替代物濫用、販賣，導致新型毒品案件數量總體呈增長趨勢。

“從法院審理的毒品案件看，毒品濫用正在發生明顯的結構性變化，依托咪酯濫用已經遠超海洛因，成為僅次于甲基苯丙胺排在第二位的毒品。”劉為波表示。

據介紹，涉案物質既有境外走私入境的，也有不法分子加工制作的，還有境內醫療機構、藥店、制藥企業流出的醫療用麻精藥品。當前一些醫院、診所、藥店等成為麻精藥品流出的一個渠道。個別醫務人員、醫藥從業者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工作之便向不法分子非法提供、販賣麻精藥品，個別患者及戒毒維持治療的吸毒人員利用醫療機構監管漏洞獲取麻精藥品后加價販賣的案件亦時有發生。

當前，被濫用的麻精藥品種類繁多，但相對集中，主要為依托咪酯、美托咪酯、曲馬多、右美沙芬、合成大麻素等。

據悉，針對麻精藥品替代濫用突出問題，2023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涉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案件審判工作的通知》，明確了涉麻精藥品案件審判工作的基本任務和總體要求。同年6月，最高法院印發《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專節規定了涉麻精藥品犯罪的法律適用等問題，并就新型毒品定罪量刑數量標準等問題給出指導意見，為審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更加精準的規范指引。

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7件涉藥用類特別是醫療用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藥店經營者霍某雖不具有向涉毒人員售賣麻精藥品的直接故意，但其向多數人大肆、頻繁售賣，放任麻精藥品流入涉毒渠道，在法律上同樣構成販賣毒品罪。另一起案例中，診所經營者向未成年涉毒人員出售麻精藥品，以販賣毒品罪從重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長李曉光表示，無論麻精藥品是來自藥店、診所、醫院還是藥物維持治療機構，也不論售賣者是醫藥場所經營者、患者還是戒毒人員，只要向吸販毒人員販賣，導致麻精藥品流入非法渠道，均應以毒品犯罪論處。

記者了解到，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進一步加強醫療用麻精藥品監管向國家衛健委發送司法建議，推動構建更為嚴密的麻精藥品監管體系。對此，國家衛健委高度重視，采取有力舉措推進麻精藥品流弊問題治理，并研究起草有關規定。各級法院針對辦理新型毒品案件中發現的制度漏洞、監管盲區及薄弱環節，及時向有關部門制發司法建議。

劉為波透露，近兩年來，為研究解決新型毒品案件辦理中遇到的新的突出問題，有關部門赴案件高發多發省份開展實地調研，為下一步聯合出臺有關新型毒品案件規范性文件奠定基礎，相關起草工作正在進行。

（編輯：張漫游 審核：朱紫云 校對：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