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云南平遠惡勢力猖獗，省委領導拍板：要下決心擠掉膿包

1992年6月26日清晨，昆明通往文山州的高速路邊停滿了外地車輛，司機們交換著一句順口溜：“加滿油，平遠街不停車。”誰也不愿在那個小鎮耽擱一分鐘，因為過去三年里，那里已經成了販毒、走私槍械乃至銷贓的“三合一”黑洞。

倒回到1991年8月。省委一支由刑偵、邊防、民族工作干部混編的工作隊悄悄進駐平遠，他們原本希望用宣傳、經濟扶持和個案打擊的方式化解矛盾。然而，剛到滿月，隊員便發現一件怪事：每到夜里，鎮外山梁總能傳來清脆的點射聲，第二天村民卻裝作什么都沒聽見。更棘手的是，一些骨干罪犯披著宗教、民族外衣，隨口就能煽動周邊百姓“保護同胞”，任何執法行動都被硬生生拖住。

同年10月，國際刑警在巴黎會議上點名“云南走私軍火問題”，報表里66支查獲槍支的來源赫然寫著同一個地名——平遠街。省里再也坐不住了，分管政法的領導一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決定把“軟刀子”換成“硬拳頭”。

1992年7月中旬，省委常委會臨時增加了一個議題。會上，游擊隊出身的書記普朝柱直接拍桌：“再拖，這個膿包要潰爛全身！”會議僅用二十分鐘就通過“嚴打方案”，隨即上報國務院，很快獲得批準。云南省武警、公安、消防及地方民兵統一受命，代號“8·31”行動。

8月30日深夜，323國道上的車流突然增加，軍車、警車尾燈連成一道紅線，平遠鎮卻燈火如常。地區廣播里還在播放民族歌曲，絕大多數居民并未意識到黎明會發生什么。凌晨四點，各路部隊會師，七個重點村被同時鎖死，二十名主犯的住所則被小分隊悄然控住。

七點整，總指揮劉選略一聲令下，戰斗打響。突擊隊的動作極快，許多目標在睡夢中被制服。可抓捕馬明時，抵抗最為激烈。馬明給院落加了雙層圍墻，還裝設翻板暗門，沖鋒槍、手榴彈一應俱全。突擊隊接連使用催淚彈、強光彈，都被他頂住。副分隊長只得變招，在后墻打開缺口，放出一道“生路”。果然，馬明跳窗就跑，被埋伏火力擊倒在玉米地邊，整個交火持續一小時。

另一邊，馬慈林憑借事先挖好的暗道，與四名心腹打游擊。“打死一個夠本！”他獰笑的聲音從夾道里傳出。十多分鐘僵持后，催淚彈滾進通道，馬慈林端著沖鋒槍沖出，被當場擊斃。這兩聲槍響，直接壓住了其他流竄分子的僥幸心理。

首日戰果：擊斃2名拒捕要犯，生擒15人，繳獲長短槍73支、毒品37公斤、贓款150余萬。省里嘉電至指揮部，對犧牲的三名官兵致以哀悼。

接下來是“針尖進村”的搜剿。9月7日，代號“尖刀班”的小組包圍了“大姐大”王粉英住宅。這個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女人竟掌控著跨境毒網，家里全是暗格。搜捕隊翻遍每面墻都無所獲，正要收隊，一名戰士注意到樓梯踏步輕微空響，扒開水泥板，發現通往地道的木蓋。里面藏著手槍3支、子彈614發、海洛因6.5公斤以及54萬元現金。面對鐵證，王粉英仍嘴硬：“搜出一粒子彈砍我頭！”話音未落，物證被抬到院子里，她再無言語。

當局隨即發布兩份《通告》：一，交槍交毒者不究既往輕罪；二，自首者可回家候審；三，家屬不株連。消息像捅破的紙窗，一夜之間，勞動站外排起長隊，有人扛著麻袋交槍，也有人替兒子女婿上繳毒品。

9月底，寬限期臨近。有位白發老婦趕到兩百公里外的昭通，把兒子從廢棄車庫拖出來，“兒呀，早點去投案。”這句帶著哭腔的勸說，被旁邊民警記了下來。臺賬顯示，僅延長期二十天，又有八十五人自首。

10月1日，大毒梟馬連陸仍躲在后山石縫，隨身抱著沖鋒槍。公安利用其妻做工作：“政策真的寬。”三天后，馬連陸下山，先交一把槍，卻拒談同伙。指揮部讓他回家再想想。不到一周，他補交第二把槍和百余發子彈，并指認了72公斤海洛因的藏點。10月15日，當地第一次召開從寬處理大會，數千群眾見證他被宣布“免予起訴”，當場釋放。此舉震動極大，他隨后勸弟弟馬連武自首并上交贓款十萬元。

截至10月20日，《通告》期限結束，235名違法人員主動投案，首批二十名要犯僅剩一人在逃。平遠鎮的茶鋪重新開張，早市不再見持槍蒙面人，路過車隊把那句“莫停留”改成了“能歇腳”。

11月中旬，歷時八十天的“嚴打”行動宣告結束，公安部慰問團抵達平遠，帶來中央領導的批示——“云南此次行動打出國威、民心可慰”。街口牌樓粉刷一新，人們愿意把孩子送去鎮上念書，這在三年前幾乎不可想象。

負責善后工作的干部寫下幾行筆記：毒品、槍支和民族矛盾交織，再加上一點僥幸心理，就可能讓一個邊陲小鎮沉入黑暗；要拔掉毒瘤，只能鐵腕，也得給迷途者留退路。那一年，云南平遠的槍聲，給了無數同樣徘徊的地方最現實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