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晚年回憶下令槍斃沙飛，懊悔不已：當時我們不知他有精神病

1982年春，一份塵封三十余年的案卷被送到北京海淀玉泉山。值班參謀輕聲提醒：“首長，這是關于沙飛的新材料。”聶榮臻抬頭，花白的眉間掠過一絲踟躕。那年，他七十二歲，身居科技口已久，手邊擺滿導彈和衛星的數據報告，卻突然被這位“老攝影兵”的名字拽回烽火年代。

案卷上厚厚的醫療記錄格外扎眼——“精神分裂癥”“躁狂”“妄想”，時間從1949年一直往前追溯到太行深處的前線救護站。聶榮臻慢慢合上卷宗，眼前浮現的是1937年八路軍合影時那個背著萊卡機身、臉龐消瘦卻活力十足的小伙子。沙飛的鏡頭曾讓敵后根據地第一次在全國報紙上有了生動表情，他記錄的《挺進敵后》和《塞上風云》至今仍在軍史館里閃著銀白光澤。

第一次相遇，發生在涼秋的五臺山。八路軍115師正分兵挺進，陰沉小雨把戰士們的軍裝浸得發亮。沙飛踩著泥濘，硬是跟著前線偵察班爬上嶺頭搶拍了一張“躍出戰壕”的瞬間。照片次日刊于《抗敵報》，“像在吼叫，像在撲向敵人”，很多老戰士后來回憶，這幅定格讓他們第一次感覺自己不僅活在槍聲里，也活在歷史里。

沙飛的才氣有目共睹，卻也從早年就埋下隱憂。身體羸弱、情緒多變，加之從上海到太行一路顛沛，他時常夜半驚醒。醫務所給的診斷是“神經衰弱”，在那年代誰會把這同嚴肅的精神疾病聯系起來？抗戰緊張，藥品稀缺，只能靠意志硬撐。

1943年，聶榮臻去延安述職，偶遇沙飛與前妻王輝。幾句旁敲側擊，他促成舊侶復合，還專門打電報把兩個孩子接回根據地。那一晚，一家四口圍著昏暗油燈小聲交談，沙飛說這是自己“最亮的一卷底片”。然而短暫溫情難敵戰火勞累，他的病癥愈加明顯，昏厥、幻聽、易怒輪番來襲。組織幾次提出讓他后方休養，他卻不肯離開暗室和前線。

到了1949年初冬，新政權剛剛站穩腳跟，部隊又急需宣傳影像，沙飛依舊往返石家莊和平醫院和兵站之間。12月15日清晨，他突然情緒爆裂，舉槍擊中了日籍軍醫津澤勝。兩聲槍響，讓整座院區瞬間寂靜。逮捕、審訊、軍事法庭，一切程序在當年緊鑼密鼓完成。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的判決書用詞冷硬：蓄意殺人，影響惡劣，依法處死。

1950年3月4日，石家莊西郊。執行場風很大，沙飛被壓在干枯的楊樹林旁。他請求帶上相機遭到拒絕，最后一句話是：“請把底片交戰友。”槍聲后，現場只剩隨風翻動的草紙記錄。此后很長時間，沙飛的署名被悄然刪去，許多攝影作品改用“佚名”。

過去的年代里，責任需要明快處理。對外籍友人造成傷害，而且正值政權初立，軍法處沒有退路。聶榮臻在判決書上簽字，那天夜里他未做任何解釋，只輕聲嘆氣。外人不知道的是，沙飛的照片曾無償貢獻給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也記錄了白求恩搶救傷員的燈火通宵。萊丁娜相機，是白求恩彌留時親手托付。兩位從沒同桌吃過飯的朋友，用鏡頭和手術刀互為見證。

時光推到1982年重新復查，精神病學診斷體系早已改變。大量醫護筆錄顯示，沙飛動作失控前已出現連續數周的幻覺與狂躁，用今日標準，他完全符合“刑事不負責任”條件。聶榮臻在批示里寫下十一個字：“如果確屬精神病，應予平反。”寥寥數字，道出內心長久的鈍痛。

1986年5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發文撤銷原判，恢復軍籍，并確認撫恤。文件送到聶榮臻桌前，他沉默許久，對秘書說：“落實就好。”隨后把紙折起，放進抽屜。他沒再談細節，也沒公開自責，但身邊參謀記得，老人從那時起常翻看抗戰照片，看見沙飛作品會停頓幾秒。

2004年6月，石家莊烈士陵園內，沙飛塑像揭幕。聶力受邀而來，她走進展廳，被一幅《戰地廣播員》吸引。那張照片定格的，是一名衣衫襤褸的青年手握口哨，把最新戰況喊進山谷。旁白寫著“1941年初春，晉察冀”。在場的很多人不知道，拍攝者當時高燒不退，堅持爬了兩公里山路，只為捕捉這一秒鼓舞。

塑像前擺滿白菊。風吹過，仿佛暗室沖洗時化學藥水的味道，也像山城執行場的塵土。照片沒有說話，可光影里的硝煙與吶喊依舊鮮活。有人問起當年的錯判，應歸咎誰人。真正復雜的，是一個時代對精神疾病的無知、對外事顧慮的緊張，以及戰后重建的多重壓力。錯案矯正已屬必然，痛楚卻難以消弭。

聶榮臻去世后，人們整理他的遺物，發現那份1986年的復審文件被單獨夾在一個舊牛皮紙信封里。旁邊是一卷泛黃底片，標注“1938 · 延安”。沒有人再去追問他為何保留這些物件。依照檔案記錄，那卷底片上是一座窯洞門前，沙飛笑瞇瞇地舉著相機，旁邊站著年輕的聶榮臻。畫面里，兩人神情輕松，似乎正商量下一張該怎樣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