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10日,蔣介石書桌上擺著一份軍法處的判決書,那是他這輩子最不想看到的東西。
他幾乎沒怎么猶豫,抄起桌上的紅筆,對著那個叫“王正鈞”的名字旁邊“無期徒刑”四個字,狠狠劃了個叉,然后寫下力透紙背的兩個字:死刑。
這根本不是辦公,純粹就是泄憤。
這一筆下去,直接把一個默默無聞的中校參謀送上了斷頭臺,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那個人的心腹——那個讓蔣介石恨到骨子里、每晚做夢都能嚇醒的“國防部”次長,吳石。
這就是后來震驚中外的“吳石案”,但在當時,這就是一場甚至不敢見報的屠殺。
你要知道,1950年的臺灣,氣氛壓抑得能擰出水來。
國民黨剛退到島上,腳跟還沒站穩,海峽對面解放軍的戰鼓擂得震天響。
蔣介石那時候最怕的,根本不是什么飛機大炮,而是身邊的影子。
吳石是誰?
那可是掛著中將軍銜的高官,能直接參與臺軍最高級別的防御部署。
對手不僅看著你的底牌,甚至還幫你出主意怎么打,這就叫降維打擊。
很多人想不通,我也琢磨了好久,吳石圖個啥?
他是老同盟會成員,黃埔系的“學霸”,在國民黨軍隊里混到了副部級,金條美元那是伸手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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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是換個普通人,這時候肯定想著怎么在島上“茍”著,把下半輩子混過去得了。
可歷史這玩意兒,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兒。
總有那么幾個人,腦回路跟咱們凡人不一樣。
吳石是真看透了,抗戰那是“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爛到根子里了。
反觀共產黨那邊,那股子廉潔勁兒和組織力,對他這種職業軍人來說,誘惑力太大了。
這真不是一時沖動,是一個頂級精英算了一筆大賬后的選擇。
事情壞就壞在1950年春天。
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這哥們兒骨頭太軟,進去沒幾天就全招了。
這一下,多米諾骨牌倒了一地。
吳石暴露的時候,其實是有機會跑的,但他沒動。
在審訊室里,這位中將表現得那叫一個淡定,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一個字沒有。
他想干什么?
他想把火就控制在自己身上,把線切斷,保住下面的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副官聶曦和那個倒霉的王正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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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王正鈞,這人才是真的硬漢。
作為吳石的親信,所有的情報傳遞基本都是他經手的。
軍法處那幫人其實也不傻,那時候殺人太多,軍心都要散了,所以一開始判了個無期,意思就是“放水”,留條命算了。
誰知道這判決書送到蔣介石手里,老蔣一看就炸了。
在他看來,吳石的背叛是打他的臉,而王正鈞這種小人物居然也敢死扛著不認罪,這是在挑戰他的權威。
那支紅筆改判的死刑,說白了,就是殺雞儆猴。
不是為了維護法律,純粹是為了嚇唬那些還沒死心的人。
這案子一出,整個臺灣島的政治生態徹底變了天。
從此以后,“保密防諜”成了懸在所有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蔣介石借著這個由頭,對軍隊和行政系統來了一次大清洗。
那陣子,別說你真有事,就是發兩句牢騷,或者家里藏了本魯迅的書,人可能第二天就蒸發了。
這種“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戾氣,一直持續了幾十年。
那時候的人,活得那是真憋屈,連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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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頭看,吳石和王正鈞這兩個人,真是那個時代的異類。
吳石臨死前寫了首詩:“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他把自己比作史可法,這格局一下就打開了。
他把最高機密的《臺灣海防圖》送出去,不是為了錢,是為了讓解放軍打過來的時候,少死點人。
這不就是咱們現在說的“為了大義”嗎?
可惜啊,那時候懂他的人太少了。
在馬場町刑場上,槍聲響過之后,一切都歸于沉寂。
王正鈞倒下的那一刻,大概也沒后悔過跟了這位長官。
他們本來可以是既得利益者,舒舒服服過日子,卻偏偏選了條最難的路。
這事兒給咱們的震撼,不在于諜戰多精彩,而在于人性在絕境里的那道光。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四聲槍響。
吳石、陳寶倉、聶曦、王正鈞倒在血泊里,結束了他們驚心動魄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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