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

本書將康有為的政法思想置于其以今文經學重構儒學普遍主義的脈絡下展開探究。

這是一群溫文爾雅、謙謙君子式的人物，他們以記者、報人的身份出現，活躍于近代中國的各個舞臺，結交名流，遨游公卿，若不是檔案解密，中國人恐怕至今都不知道他們其實是一群間諜。

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

作者：俞凡

責編：李鑫

定價：88.00元

頁碼：388

裝幀：精裝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ISBN：978-7-203-14056-6

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自1884年之后，不少來華的日本報人，實際上是受雇于軍方、外務省的情報人員。以宗方小太郎為例，他們學習中文，游歷各地，但卻是為日本的侵略擴張做準備，諸如刺探北洋水師駐地、淮軍軍營、清軍關隘等處，所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辛亥革命、張勛復辟都可以看到日本間諜報人的身影，而他們的行動無疑助長了日本后來的侵略擴張。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還收購了中文報紙《漢報》，將這一重要傳媒操于手上，試圖引導輿論，而一般中國讀者根本發現不了所讀報紙是受日本間諜操控的報紙。此后，他們直接到中國各地創辦報刊和通訊社，或收買、操控中國報刊、報人，以此影響新聞宣傳和大眾心理。20世紀30年代之后，日本間諜報人水野梅曉、鷲澤與四二、末次政太郎更是叫囂對華侵略，或參與組建漢奸政權，留下了諸多罪行。

俞凡，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杰出中青年學者”特聘教授。2012年獲廈門大學傳播學博士學位。發表多篇重要論文。現任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新聞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致力于中國新聞史、中國共產黨宣傳動員工作史、近代日本對華新聞工作史研究。

復旦大學原黨委書記秦紹德：

俞凡教授著述的最大特點是史料扎實，闡述有據。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歷史以及前人作品有全面地了解，對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藏有關中國新聞史的檔案資料有深入地了解。所以，他的文章內容充實，而無空泛之言。他因日語好而得益匪淺，但在汗牛充棟的日本檔案之中，要收集專一方向的史料也決非易事。這種坐冷板凳的功夫也是今天的年輕學者要學習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近代日本對華新聞工作研究述評

第二節　近代日本對華的新聞工作與情報活動

第三節　本書基本體例及所采用的主要史料

第二章　宗方小太郎研究

第一節　岸田吟香與宗方小太郎

第二節《漢報》館主宗北平

第三節　辛亥前后宗方的情報活動

第四節　東方通信社時期宗方的情報活動

第三章　水野梅曉及鷲澤與四二研究

第一節　水野梅曉早期的在華情報活動

第二節　鷲澤與四二早期的在華情報活動

第三節“九一八事變”后的水野梅曉

第四節“九一八事變”后的鷲澤與四二

第四章　末次政太郎及“末次研究資料”考

第一節　謎一般的末次政太郎和他的“末次研究資料”

第二節　末次政太郎的早年生活

第三節　初到北京的末次政太郎

第四節　成為外務省“囑托”的末次政太郎

第五節　后期的末次政太郎

第五章　結語

第一節　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工作與侵華戰爭

第二節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中國新聞史檔案資料評介

參考文獻

后記

【序言】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但是，明治維新后強大起來的日本，開始對鄰邦中國覬覦，侵犯，對于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來說，則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割讓土地。民國之后，日方得寸進尺，貪得無厭，1937 年，又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由此全民族奮起抗戰，直至最終將侵略者趕回本土。中日關系，比我國與任何一個國家的關系更為密切，更為復雜，且互相關聯。

一部中國近代史，離不開敘述中日關系上述的變動過程，不然就是很不完整的。同樣，作為歷史學分支的中國近代新聞史，也不能沒有中日關系史在其中的表現內容，包括日本對中國新聞界的情報調查，直接到中國各地辦報刊和通訊社，收買、操控中國報刊、報人，等等。日本的這些活動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進程，影響了新聞宣傳機構與社會、民眾的關系。可以說，這些內容其實也是近代中國新聞史的一部分。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活動和社會的聯系，不能不受到中日關系的影響。以往的新聞史研究和著作忽視了這一部分，或者說還顧不上研究這一部分。

好在近三十多年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改革開放以后，去日本留學，或進行學術交流的人員大大增加。由于日本對二戰前的歷史檔案實行開放，使更多人接觸到當年珍貴的歷史資料，從中日關系的角度研究新聞史的成果和著作越來越多（這方面，本書緒論第一節已有介紹，此處再不贅述）。

從甲午戰爭至抗日戰爭結束的五十年，日本在華的新聞活動是十分活躍的。從晚清開始，日本外務省等政府機構、“滿鐵”等民間機構就啟動了對中國社會的長期調查 （有臨時報告、定期報告、專題報告，遍布我國從北方到南方、從沿海到內地的大小城市），并派遣了一些通曉中國局勢的人員到重要的城市辦報，長期聯絡或收買一些中國報刊和人員，在各個重要階段有計劃地發動宣傳戰和輿論戰，等等。隨著全面侵華的腳步加快，這些活動日趨頻繁。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在情報收集和新聞輿論陣地的布局上，處心積慮地進行了幾十年有計劃的準備。這和侵華軍事準備是并行不悖，是受到同樣重視的。所以，研究近代日本在華的新聞活動，只有放到這一大背景下考察，才能把握全局與趨勢。

新聞與情報，本來就是兄弟。它們都屬信息傳播。通過媒體向公眾傳播的信息是新聞，而通過專門渠道向政府部門、某些機構傳播他們所需要的信息，便是情報。新聞和情報往往很難區分。將情報公之于眾，便是新聞。將一國之新聞收集并分析，也可以變成情報。早期在我國新聞界活動的日本活躍人士，有的是先當記者，后成為情報人員；有的本是情報人員，后去辦報；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分不清楚。但從中國新聞史的角度看，二者都可以研究，也沒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

俞凡教授的著作《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通過對近代來華活動的幾位日本著名報人的剖析，來表現這一段中國新聞史和中日關系史，是非常成功并結出碩果的研究。在此之前，研究近代日本在華新聞活動的著作和文章，比較多的是在新聞政策、侵略手段等宏觀層面展開，或對新聞機構有專門的研究，但對報人的個案研究深入不夠。事實上，歷史是由人物的具體活動構成的。缺乏對關鍵人物的描述，歷史便黯然失色。俞凡教授克服語言隔膜與資料不足的困難，深入耙梳鉆研，將史學界熟悉的或生疏的宗方小太郎、水野梅曉、鷲澤與四二、末次政太郎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使我們對這一段歷史有了深一步的理解。

俞凡教授著述的最大特點是史料扎實，闡述有據。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歷史以及前人作品有全面地了解，對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藏有關中國新聞史的檔案資料有深入地了解。所以，他的文章內容充實，而無空泛之言。他因日語好而得益匪淺，但在汗牛充棟的日本檔案之中，要收集專一方向的史料也決非易事。這種坐冷板凳的功夫也是今天的年輕學者要學習的。

難能可貴的是，俞凡教授對這幾位在華活動的日本報人的行為動機作了初步的探討性分析。他認為近代日本的國民性——潛在的憂患意識和擴張意識在他們身上得以充分體現，因而在為政府對華擴張、侵入上表現得十分自覺。他們文質彬彬，不乏中國朋友，但在服務國家上是毫不含糊的。有這樣的分析，就避免了在描述這些報人面貌的時候臉譜化、簡單化。

總之，現階段，國內學界對日本在華新聞活動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我十分期望各地區新聞史研究者都來參與。只有集各地之小成，才能勾畫出一幅完整的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