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筆桿子日本間諜潛伏三十年，2022年臨退休被捕

到底經歷了多么大的誘惑，讓他心甘情愿背叛國家，走上間諜之路？等待他的，又是怎樣的結局？

董郁玉于 1962 年左右出生在遼寧撫順的普通家庭，自小接受系統的基礎教育，憑借學業表現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專注法學專業研究，最終在 1987 年取得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學位。

在當時高等教育資源稀缺的背景下，北大法學碩士的學歷背景，為其鋪就了優質的職業道路，畢業后他直接進入《光明日報》工作，自此開啟了在這家央媒長達三十余年的職業生涯。

在長期的評論創作中，其稿件持續見諸報端，成為報社時政評論領域的核心力量之一，憑借行業積累逐步晉升，最終擔任《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一職。

同時，基于工作需要，他獲得了與境外機構、外國使館人員開展交流的合法渠道，為后續的涉外接觸埋下了伏筆。在職業發展過程中，董郁玉還曾兩獲中國新聞獎，行業榮譽進一步為其積累了光鮮的職業光環，也讓其背后的隱秘行為更難被察覺。

2006 年，董郁玉獲得哈佛大學尼曼新聞項目進修機會，以尼曼研究員的身份前往美國開展學術交流。此次海外進修成為其與境外勢力建立聯系的重要節點，在進修期間，他接觸到各類境外學術和社交圈層，逐步被境外勢力以學術交流、經費支持等方式拉攏。

結束哈佛大學的進修后，董郁玉又先后前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做訪問學者、赴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擔任教授，持續的日本學術交流經歷，讓其與日本相關人員建立起深度且長期的聯系。

從海外交流歸國后，董郁玉并未中斷與日本方面的往來，反而利用《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的身份，將這種聯系逐步隱蔽化、常態化。

他以學術交流、時政探討、媒體采訪等合法名義，與日本駐華使館人員、日本相關機構人員保持頻繁接觸，將工作層面的正常交流，轉化為傳遞信息的隱秘渠道。

在此過程中，日本情報機構以永居權、高額報酬等利益為誘餌，逐步完成對董郁玉的策反，使其從一名央媒評論員，轉變為為日本情報機構服務的間諜，而這一過程，也讓其后續的情報傳遞行為具備了更隱蔽的偽裝。

自被策反后，董郁玉利用職務賦予的便利，開啟了長達三十余年的情報傳遞活動，其行動始終披著媒體工作的外衣，具備極強的隱蔽性。

在日常工作中，他借助接觸國內政策草案、行業內部動態、地方政策執行細節等敏感信息的機會，對各類信息進行搜集整理，再以與日本外交官見面交流的方式，將涉密信息和敏感內容傳遞出去。

雙方的會面地點多選擇在北京的酒店、餐飲場所等公共區域，以普通餐敘、閑談的形式掩蓋情報交換的真實目的，信息傳遞的方式也極為隱蔽，規避常規的檢查和關注。

國家安全機關通過長期的監控和調查，逐步掌握了董郁玉與境外人員的固定聯系模式、情報傳遞的具體軌跡，為后續的精準抓捕奠定了堅實的證據基礎。

2022 年 2 月 21 日，董郁玉按慣例與日本外交官在北京會面，此次他攜帶整理好的敏感材料，準備進行又一次的情報交換，而國家安全機關早已掌握其行動軌跡，在其與日方人員交談期間實施抓捕，現場查獲相關材料，形成了確鑿的現場證據。

抓捕行動中，涉事日本外交官因享有外交豁免權，被相關部門短暫處理后釋放，董郁玉則被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帶走調查。

針對董郁玉的調查工作持續數年，相關部門對其三十余年來與境外人員的接觸記錄、信息傳遞內容、資金往來流水等進行全面核查，固定了完整的證據鏈，證實其長期為日本情報機構服務，多次向境外傳遞國家秘密和敏感信息，其行為已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因董郁玉的媒體背景和多年的隱蔽操作，調查工作歷經了多輪取證和核實，確保每一項證據都真實有效，形成了完整且閉環的證據體系。

2024 年 11 月 29 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董郁玉間諜案進行公開審理，法院依據調查核實的確鑿事實，認定董郁玉犯間諜罪，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七年。董郁玉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服，隨后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2025 年 11 月 13 日，北京高院對該案進行二審審理，經全面核查案件事實和證據，依法駁回董郁玉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

該案的司法審理過程，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從調查取證到開庭審理，每一個環節都遵循法定程序，充分體現了司法辦案的公正性和嚴肅性。

針對外媒就該案判決提出的提問，中國外交部明確回應，中國是法治國家，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都必將被依法追究責任。